山河记忆：何荦临走，枪杀五教员！（3）

第一章：民国孩童时代

六岁启蒙

莲花井的小巷子里有一家“卟卟斋”，是孩子们启蒙学文化的地方，相当于私塾。老师手里拿着一根长戒尺，在课桌之间行来行去，哪个学生不听话或者是书背不出来，就用戒尺“卟”（击打）他的头，所以叫做“卟卟斋”。我六岁启蒙，家里并没有送我去“卟卟斋”，而是“家教”，由爷爷当我的启蒙老师。

说起来，我这个长子嫡孙还是相当着数（划算）的，启蒙之日，家里为我举办了正式的“开笔”仪式。前一天晚餐后，大人们就催促我早点上床睡觉，第二天凌晨——实际上是半夜时分——被叫起来，穿上一身新衣服：长袍，马褂，头上戴一顶新毡帽，脚下是我平生第一双皮鞋，打扮得光鲜体面。爷爷带着我先拜孔子和祖宗，然后送给我三本书：《三字经》、《千字文》和《神童诗》。领我到书案前，把饱蘸朱红的毛笔放到我手里，抓住我的手，教我在铺好的宣纸上写大字：天、地、人……，写完这几个字，他就翻开《三字经》，教我背诵最后几句：“人遗子,金满篱,我教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开笔仪式结束后，家里还摆了几桌，请了父亲的同事好友来吃饭见证。大家送了些毛笔、纸张、九方格的描红本什么的当礼物。开笔的那几天我俨然是家中的主角，特别有面子，大人少骂，老豆（父亲）不打，兄弟姐妹都听我的。头一次体会到当老大的滋味，得意洋洋之余，也倍加小心谨慎，生怕行差踏错。

开笔之后，爷爷每天给我上课，教我那三本书，向我灌输各种鼓励读书的信条，什么“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金粉红妆女，尽向绿衣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这种观念影响了我的一生，无论处于什么环境、在任何年龄段，我对读书的喜爱始终不改，而学习的文化知识，也确实在我人生的各个关头起到神奇的作用，让我受益匪浅。只是我那一身新行头，除了皮鞋外，仪式过后就收起来了，再没给我穿过，也许准备为后面的弟弟们用的。可惜没等他们长到启蒙年龄，爷爷、父亲就相继生病、去世，又遇战争，家庭雪上加霜，弟弟们再也没有“开笔”的机会，这些行头也不知下场如何了。

在家念书比较自由，我经常写着写着字就开始打哈欠，在旁边的奶奶会关心地问：“君林，怎么啦？是不是累了？”看见我点头，她就说：“累了就去休息一下吧。”我巴不得这一声，赶紧停笔，离开“书房”。其实我一点都不困，就是想借机出去玩。

董房东是个读书人，过来聊天的时候看见我在写字，有时会从后面冷不防抽我的笔，抽走了就说：“细路，这样不行，要揸紧！”然后给我示范正确的揸（握）笔姿式。

进入小学

有一天爷爷带我去观音山玩，回来的路上，看到巷子口贴了一张小学招生的布告。阿爷就对我说：细路仔到年龄了，该上小学啦。

我家附近有个“广州特别市警察家属学校”，位于现在的连新路北、越秀区公安分局和科学馆这一块，是在原市警察局德宣分局的位置上刚刚建立起来的，主要招收警察家属子弟。这个学校不仅离家近，而且教学质量和风气相当不错，教室、设备、场地等都属一流，对警察家属免收学费、书本费和校服费。我和大姐符合条件，报名进了这个学校念书，我俩同级。学校也收了部分有关系的非警属学生，但他们样样都要交钱。

学校有校歌，我现在还会唱。小孩子照猫画虎，记住了歌词却不懂其中字意。歌词大概是： “省会警察于有功（于有功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没明白），栽培子弟抽其佣（估计其意是抽警察的佣金来当办学经费），英才作用重启蒙，德智体群（指群众观点）意贯通，学龄儿童、学龄儿童学成为国主人翁。主人翁、主人翁，保我华夏雄亚东，雄亚东——天下为公歌大同！” 唱起来是半白话半国语的，却毫无违和感。

校服一年发两次，共四套。男生是对襟小翻领的白恤衫和黑短裤，冬天则是长裤，到了高年级还打领带；女生是白色麻质大襟衫和黑裙。这些式样当年都算新潮，走在街上，自己也觉得很神气，其他学校的学生们都羡慕着呢。跟母亲一起卖东西的阿姨们看到，拉着我仔细端详，问这问那，啧啧惊喜：哦哟，学校这么好，还有衣服发！

学校的办学经费从何而来，是不是真像校歌里唱的那样，从警察的薪水中扣除，小孩子既不知道也不懂得关心。似乎我父亲曾经提到过，是陈老总（陈济棠）有专门的款子拨下来。2010年5月有个刚刚考上北大研究生的中大学生小王来看我，受我之托找了一些当时的警察局长何荦与警察家属学校的历史资料，才知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警局收取烟馆和妓院的“烟花税”……让人汗颜！

警察家属学校在德宣路的历史并不长，我毕业之后，可能因为警察不够住，这个地方改为警察宿舍，学校搬迁到双门底（现北京路）附近的盐司街去了。那里离家远多了，我的弟弟们上学就要走很长的路。

课程和老师

小学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地理、历史、自然、社会、公民（党义）、音乐、体育、图画、劳作，等等。

老师上课全部讲白话。三年级以前的国语课有个内容是学拼音，只有这一段内容老师讲普通话（当时叫国语），但拼音仅仅推行了几年，三年级以后就取消了。一年级时有门“党义”课,用小故事的形式,讲一些国民党早期（同盟会、兴中会时期）的奋斗史，还有总理遗嘱等。到了高年级以后,“党义”就换成“公民教育”,教导礼义廉耻之类的传统道德理念。

我最喜欢并且成绩最好的科目是地理和历史，国语也不错。我作文写得好，经常被贴到学校的墙报上供大家观摩，叫做“贴堂”，很有面子的。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作文比赛得了奖，发给我的奖品是一本《全国周游记》，起点在秦皇岛，从东三省开始游历祖国山河。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我从小就产生了一种“东北情结”，成为光复之后我决定跟着部队去东北的重要原因之一。国语课重视阅读,老师经常会介绍一些优秀的课外读物——主要是活页文选——让我们购买阅读。我到今天还会背的关于“九一八”的文章，就来自老师介绍的北生书局出版的活页文选，内容大致为：“九月十八日，沈阳，霹雳一声，满城惊恐，可怜啊中国的百姓，都惊破了好梦，日本兵，如潮涌，直向北大营进攻...”。四年级以后就要写日记了，没什么规矩，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老师会让大家互相传看，所以我对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不敢写进日记，怕笑崩人家的牙。我在学校养成了这个习惯，后来一直保持着，只要有条件，我就会把当天的事情记录下来。

音乐课在四年级以前是学简谱的，老师弹风琴；到了五年级就学五线谱了——“竹枝戳豆豉，豆豉上楼梯”，老师也改弹钢琴。四年级时的音乐老师是女的，姓李，住在德宣路的芒果树街，从上课的教室窗口都可以看到她家。她弹风琴教我们唱很多外国民歌，像《桑塔露琪亚》、《红河谷》等。她怀孕了，我们暗地里给她取了个花名（绰号）叫“大肚李”。大肚李回家去生细路（生小孩），换了一个男老师来上课，他教唱的是当时很流行的粤曲：“蝶恋花容，花又恋蝶颜...风雨无情，奴与夫，隔千山...”小孩子哇哇声唱得鬼咁劲，家长听了直皱眉头，说：怎么教这样的歌？细路仔，懂什么哟！

劳作是我最差的一门功课，学整公仔（做玩偶）什么的，我笨手笨脚，次次都弄得不象样。图画课稍微好点，乱划几下也能过关。通常是老师在黑板上画一个模样，或者贴一张图，学生照着临摩。也有很多时候是自由画，我最拿手的就是画一间屋，屋后几座波浪山，天上一个圆太阳。要再简单点，干脆画个电灯：一条横线，一条竖线，三角形灯罩，下面连着一只半圆的灯泡，时间还多的话，就在灯泡周围划几条灯光。我这不算最偷懒的，有的同学还省事，把手放在纸上，照着手形勾一圈，交作业。

体育课是男孩子的天堂。学校的运动场地比较宽敞，有跑道，沙坑，单杠双杠，还有球场。我从小喜欢看足球，陈济棠时代在广东体育馆举办过一些足球比赛，广州队水平很不错的，出过一个叫李惠堂的大球星，还赢过外国队。有外国队比赛的门票很贵，但警察去可以不用票，我曾经跟着父亲和三叔去蹭过好几场这样的比赛。

可惜学校没有条件学足球，只教打排球和篮球，我就爱上了排球。低年级的时候，打排球的场地是缩小版，因为孩子力气小，场地大了球发不过去。有时干脆抛过去，规则也算行。那个时候不懂什么技术、战法，只知道尽量用拳头把球怼过网去。我排球越打越好，升到高年级就当了校队的二传手——校队只收高年级学生，我们校队还经常跟外面的学校比赛呢。

警察局长何荦是遂溪人，警察大多数都是来自粤西，如高明、茂名、梅菉、湛江等等这些地方（广东人称之为“下四府”），其中以遂溪的居多，警察家属学校的职员也不例外。二年级的时候新来了一个校长，也是遂溪人，叫做梁建勋，他说话的土音很重，我们还听不大懂。学校师生动辄就提粤西，我没什么概念，只觉得粤西好远，在地图上看，是西边一条长长的尾巴。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斯文秀气，一点儿不凶，上课穿旗袍，有时穿半高跟鞋，大多数时候穿平底布鞋。任课老师的素质都很高，有好几个是中大的学生，来半工半读或者是来实习的，其中一位我记得最清楚，名叫朱文畅，谦和平易，是个热血青年，抗日爱国情结浓重。他教历史和地理，跟我们讲述甲午战争、鸦片战争，讲到热泪盈眶。他喜欢我也特别关心我，给了我很多鼓励，是我爱历史、地理并且成绩好的主要因素。

但是有一天朱老师突然失踪了，同时不见的还有另外几个中大的学生老师。小孩子不明就里，见到师母眼睛哭得红肿,猜到可能是出了事。我去街上的报栏看报，赫然看到一个大标题:“何荦临走，枪杀五教员！”虽然没有点出姓名，我已经想到应该是朱老师他们。后来校内有一些传闻,说朱老师等人是蓝衣社的卧底，帮南京政府收集广东军政情报，被警察局长何荦逮捕，以间谍罪处决了。

小王同学在中大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几篇关于朱文畅事件的资料和回忆录给我看，我才知道事件真相，所谓间谍卧底云云，都是何荦等人编造的谣言。朱老师真是一位难得的良师，落到如此悲惨的结局令人非常痛心！何荦临走，枪杀五教员！何荦临走，枪杀五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