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理性、非理性与权力

在现代主义的潮流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是焦点问题，表现了对逻格斯中心主义以及西方霸权主义的批判。

其实，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上千年。只是一开始理性与非理性的维度划分在西方哲学范畴之中，不是那么明显，不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激烈。因为理性的光辉一直笼罩在人们头上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直到叔本华、尼采的出现才让人不得不重估非理性的价值，自此，非理性在现代哲学范畴中频频出现，它与美学、信仰纠缠不清，与理性分庭抗礼，并成为西方哲学的两大范畴。

何为理性？

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哲学观念，是两千年来思想的主导，是大多数哲学家倡导的主流思想。胡塞尔曾经说过，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一切非理性其实都还是理性的。理性代表的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真理。自毕达哥拉斯起，理性精神已经初步形成，到了赫拉克利特，他提出的逻格斯统治了西方哲学几千年的历史，此后的哲学家们不断在此基础上加固其概念。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对师徒的出现使理性的阵营进一步加固，他们要用理性来解释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的形成和运动。苏格拉底认为理性不仅是宇宙万物能够正常运转的必然结果，而且是运转的目的。它体现的是人努力对现实的超越以达到一种更高的自由意志。到了柏拉图，他提出人除了生理上有追求不朽的本能，在精神上也会想追求不朽，那就是对于智慧和理性的追寻。

因此，理性体现的是一个需要人长期学习的过程，是超越官能的快感而去寻求知识的世界，逐渐进阶的过程，最后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到了此时，人的灵魂就会回忆起自己在为人之前在理念世界之中掌握到的理性知识，心中产生一种对理性的向往。

但是，在柏拉图对于理性的狂热追求之中，非理性的苗子也在逐渐抬头。比如在柏拉图竭力提倡的“迷狂”之中。在论诗人的创作之中，他就提到了诗人能够写出精妙绝伦的诗句，是“迷狂”作用的结果，这种“迷狂”是丧失了理智的时候，人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而这显然是和非理性有关的。虽然柏拉图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但是对于诗人创作出来的“迷狂”诗歌他却赞赏不已。但是在柏氏的观念中，理想才是至高无上的，非理性只是附属，这种基调奠定了几千年来二者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将理性逻辑化和概念化，笛卡尔、斯宾诺莎等都是理性主义的代表。尼采之前，想要找到一个非理性主义者，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到黑格尔的出现，西方理性主义出现了集大成者。在《小逻辑》中，他将非理性进行切割，融入理性之中，认为神秘的东西固然变幻莫测，也许是超出了知性之上，但是绝不能说它是不能被思维把握和接受的。这是黑格尔的高明之处，没有拒斥一方的存在，而是想着圆融和涵盖对方。这也是非理性的悲哀之处，处于理性包围之中的它，彻底地失掉了自己的面目和位置。并且为什么理性能够把非理性涵盖起来呢？自古希腊以来就对立的理性和非理性，大概在理性本身就暗含了非理性的存在，才能够发展出吸收了非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

而尼采的出现对于理性主义的质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时代的改变让本已处于衰落阶段的欧洲理性主义处在岌岌可危的时刻。欧洲人在基督教信仰危机、理性和科学的危机之后并没有再找到什么救治良方，相反，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开始进入人们的心灵，敲打人们脆弱的内心。

尼采出现在理性哲学高度发达的德国，这个孕育了理性主义的民族，也同时孕育了非理性主义的苗头。当叔本华打响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第一枪之后，尼采接过了旗帜。他抨击苏格拉底，认为其研究人生问题的方式十分理性，依靠着逻辑推理的手段，使人们相信科学至上、知识万能。可是尼采并不认为如此，科学和知识所谓的普遍有效性在触及人生问题的时候只能惨败，对于人生的探索不可能来自于理性的、抽象的思维，而要凭借狄俄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以一种真实的、本能的、涌动着的欲望反对平静的、理性的日神精神。

尼采还颠倒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以往哲学家认为非理性要附属于理性的观念被尼采翻转，他认为理性是起源于非理性的，人类的全部精神活动都是以生命本能的非理性为基础。因此，考察一切的认知，道德乃至于审美活动都要和主体的生命联系起来，一切的概念、逻辑、抽象、理性都是本能支配的产物。尼采瓦解了理性主义，解散了欧洲传统哲学，一切的价值需要重估，一切的意义需要重定，这是这位非理性大师的暴虐之处，也是他的贡献所在，自此之后，哲学中多了一个必须考虑的维度，那就是非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作为一对基本哲学范畴，二者有多重区别。

首先，二者表示两种不同的精神现象。理性指人精神世界内部清晰有序的精神现象；非理性则是指人精神世界内部混沌无序的精神现象。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认为理性是人心灵之中清晰明了的观念，而想象等非理性则是不恰当的观念，所以要以理性观念统摄人的心灵。

其次，二者代表两种不同的精神表现形式、精神能力和力量。理性的精神表现形式是逻辑的、概念的、抽象的、判断的、推理的，是一种理论化的思维方式；而非理性的精神表现形式则是本能的、欲望的、潜意识的、直觉的。

最后，二者产生的根源、反映对象、代表内容是不同的。理性来自于客体，反映对象是客体的本质规律；非理性来自于主体，反映对象是主体对于自我的认知，人的需要、愿望和要求。

福柯继承尼采的思想，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在《疯癫与文明》里，对理性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是在这里，他把理性简单化，理性只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单一概念，而没有对理性的定义、内容、所指和历史变革进行质疑。理性只是作为疯癫（非理性）的对立面而存在。二者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

到了后期，福柯看待理性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德里达的思想旨在为理性中心论进行解构，福柯关注的重心则在于揭示现代性的进程之中，理性对于作为他者的非理性的控制策略，由此对现代性的缺陷进行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生活的变化，物质的富足让人们欢欣鼓舞，随之而来的现代性的隐忧也随之而至，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成为哲学家工作的重心。

福柯的工作指向了两种重要的思想倾向，即启蒙运动的理想世界和康德、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他试图表达这两种思想对于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的意义。启蒙运动扩大了理性的权力，确定了理性的合法性地位。如前所述，叔本华、尼采对于理性的反思阻止了理性一路的高歌猛进，许多清醒的哲学家也开始进入到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之中。

在福柯看来，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按照其晚期的看法，有两种分析权力的模式，即法律模式和战争模式。

何为法律模式？即权力作为一种规章、规则和制度存在。人们总是力图把权力以法律条文的方式规定下来，把效果定义为服从。

何为战争模式？即战争在双方之间进行，许多因素作用其间，不断发生关系的转换。这两种模式的不同在于后者是复杂多变的，而前者相对单一、简单。战争不同于法律条文，在战场上很多因素会影响到战争的结果，而权力之间的博弈就像是一场战争的厮杀，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力与力的较量中决定生死。

在福柯早期的著作《疯癫与文明》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律模式，一方对于另一方简单的压制模式。而到了他后期的作品之中，这种讨论开始深化，渐渐转

化为战争模式，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中，人们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将二者绝对对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理性处于一种绝对的权威地位，而对非理性进行压制和排斥。福柯早期也存在着这种简单化的倾向，知识和话语作为理性的帮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确定一种真假对立关系。这种求真意志的排他功能让福柯对知识、话语和真理都提出了质疑，认为真理的名义已经遭到破坏。当看到真理这种排斥的功能之后，福柯要求解放非理性被主宰和被压制的地位，甚至要确立非理性的中心地位。自古希腊就初步形成的逻格斯的二元对立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即使是福柯的反对也是在这个二元模式之中进行的，仍然囿于一种合法—对抗的模式之中。

福柯后期认识到这种分析模式过于空泛，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从《规训与惩罚》开始，他的后期思想初步体现，他在谈到规训时提到了这种权力的规训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都在进行，已经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他提出了“微观政治权力”这个概念，放弃了法律模式，转而对具体的权力关系展开分析。他开始关注权力关系的复杂、多变、特殊和差异。

从福柯对康德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中，可以见到福柯权力思想的诉求。福柯认真地考察了他们的工作，梳理康德和法兰克福学派思考理性，反思启蒙，追问理性发展的历史，由此发现理性的合法性地位的赋予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带着某种偶然性的因素。它们可以出现，但是也可以并不出现，所谓的元标准和合法性的建立，其实是人类给自己设定的线。而对各种具体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进程的考察和分析，其实就是要揭示所谓各种合法性的真理的建构过程。

在福柯看来，理性在近代的飞速上升是通过科学思维、技术控制和政治组织三大合法性实现的。在这三种主要的合理性形式之间发生着种种的转化，理性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真理，没有哪一种既定的合法性代表了真理。

所以，理性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通过克服堕落就可以恢复到启蒙理性。理性不能简单地视作一个整体，而要具体分析合理性的各种形式、不同的基础、不同的创造、彼此间的纠缠和对立。现代性进程中学科的诞生意味着理性以各种方式渗透至各个领域，妄图实现全面的控制。但是，理性的目的不单是压制和排斥，求知意志把排斥方归入到消极方面，把积极方纳入到认知领域，从而来认知自我的真相。可是认知总是伴随着两种存在的方式，而不单单只是理性的一面，理性在限定他者的时候，同时限定了自身，它始终无法逃脱非理性的存在。

具体来看《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权力根据某些有效的策略，将种种不合常规的力量，把理性的他者（对立面）转换成维护理性的工具。我们的目光应该发生转移，从权力的压制效果转向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当然这种生产性的力量并不是积极意义上的。

当心理医院、学校、疗养院等机构产生之后，惩罚机制从生理性的疼痛变成了心理层面，肉体控制变得缓和，心理控制得以加强。这种方式的转变服从一种新的“关于肉体的政治经济学”。

当现代社会对于性的态度变得宽容和开放，可是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这种宽容就是一种自由，相反，细细追究，会发现这种宽容背后的种种限制，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对于非理性的控制策略。

所以，即使在现代社会之中，即使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轮番轰炸，非理性的大行其道背后依然含有理性的影子。就像在理性统治的两千年时光中，非理性也是无处不在的。非理性和理性如影随形。

福柯说所谓的规训就是使肉体运作的微妙控制成为可能，使用一种温驯但是绝对有用的方式。规训意味着服从规范，针对不平顺的肉体，使其变得驯服。由此，权力不再依靠冷硬的法律规约和惩罚制度，它通过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而进行，在这种无形的规约之下，我们每个人自发地按照规则行事，变成自觉服从的主体。在这样的氛围之中，社会处处都是一个监狱，每个人都在提防着自己成为他者。

在性的问题上亦是如此。对于理性而言，性错乱是个他者。性欲变成了当权者可以实施的一种手段，当权者将它关于性欲的知识变成真理。只是这关涉性欲的真理过于难堪，反而让人无法接受。比如，在关于性欲的宗教忏悔中，牧师要求犯错的人巨细无遗地说出每一个细节。权力感兴趣的并不是压制，而是通过压制来发现真理。我们要求性欲说出真相，到了最后揭示的是我们自身的真理，得到一种满足。这是一种由性知识而引发的快感。通常性被认为是本身欲望冲动的反映，是不受到理性控制的东西，因而它可以与权力相对抗，权力虽然竭力地想要征服性，但是并不能控制性。福柯扭转了这个看法，相反，他认为性是最温驯的，性欲成为权力实施的对象和工具，成为知识的对象和真理的领域。

自从非理性从理性的阴影下抬起头，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哲学维度。其实观察西方社会几千年的历史，理性的权威跟之前相比，确实存在遭受动摇的危机，但是非理性并没有像尼采期许的那样，能够彻底动摇理性的地位，甚至在福柯的一系列分析中，我们绝望地发现现代社会早已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理性协同权力、知识、真理紧紧禁锢着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它不仅仅在压制，而且在聪明地改变着策略，以一种温和的、不知不觉的方式编织着牢狱，让人心甘情愿地进入其中。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无处逃脱的社会中，个人的主体性又该如何反抗呢？难道我们就要在福柯所描述的那座“全景敞视监狱”之中做一辈子的囚徒？然后给自己打造一个虚伪的美梦，假装其实我们真的是自我的主人？

来自公众号：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