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至，年味儿越来越浓，多地纷纷推出特色十足的文化活动迎接辛丑牛年，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在辽宁省图书馆内，从2月4日起开放了“迎新春牛年话牛 奔前程梦中逐梦——2021牛文化主题展”，吸引了市民前来观展，让市民更好地了解到了牛文化，让大家对即将到来的牛年，充满希望和期盼。
牛是一种精神 代表一种力量
走进牛文化展馆，一个个“牛”字的演变、一张张牛的图片、一首首与牛相关的词句，一位位诠释着“牛精神”的人物……不禁感叹：中国的牛文化，真牛！
辽宁省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孟志丹介绍说，“牛精神”伴随了中国人世世代代。中国养牛历史悠久,牛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牛文化也丰富多彩。
“大家知道,牛在国人心中一直享有尊荣的地位。牛的勤劳、温顺，深得人们喜爱和信任。无论是在农耕时代还是现代社会，牛与老百姓的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孟志丹说，牛属自然,和旷野、芳草、小溪连缀一起,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历史上,许多民族都以牛作为图腾,不少诗人、大家对牛赞誉有加,爱牛、敬仰牛、歌颂牛。
孟志丹表示，在中国人心目中，牛是一种图勝、是一种精神,代表的是一种力量。在这越来越远离耕牛的年代，我们仍然需要牛的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不懈追求。
“盗牛者加（枷）”
现代人想到牛，估计最先想到的就是牛肉真好吃。这倒是复古得挺彻底，因为在最开始，从采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先人们饲养牛就是为了吃。《诗经》中就多处提及宰牛、剥牛、烹牛、炙牛的事。
其中有一道牛肉酱现在读起来仍让人食指大动。就是先把生肉制成干肉，然后锄碎，用酒麴、盐搅拌后腌制密封于瓶中，百天之后就能吃了。
周朝的贵族对吃牛是十分讲究的，《周礼·天官冢宰》就说，春天要用牛油来烹调王者的食品，秋天要供给小牛作王者的食物。
不过随着农耕文明的稳定发展，作为重要劳动力的牛也就有了特殊地位。从各个朝代都有明文规定不许随意杀牛这点上，就能看出牛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
根据考古推断，中国养牛的历史已有七千年，当然这种驯养随着对土地开发是一直持续的，清朝人黄叔璥就写过当时的人如何驯养野牛：野牛千百为一群，欲取之，先置木栅四面，一面为门，趋之急，则皆入，入即扁闭而饥饿之，然后徐施羁绊，豢以蔗叶，与家牛无异也。
古代有专门的养牛管理机构，早在西汉时期，牛就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就是“牛籍”，上面依次登记着牛的毛色、性别、标记、年龄和身体尺寸。
每个朝代都重视官牛，严格规定了农耕用牛的分配和使用制度，文献中动辄出现官方购买数千甚至上万头牛的记录。吃苦耐劳的牛对农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给牛进行身份登记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保护。
而各朝代对保护牛几乎都有立法。最早涉及畜产的法令是秦国商鞅掌政时颁布的，“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
秦始皇则制定了“厩苑律”，对官牛的饲料供给、饲养管理及官牛私用等都有法律规定。
秦国各县对牛的数量都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县丞和县令也有罪。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
汉朝初，萧何制定的“律九章”中就有“厩律”，不管这牛是官家的还是自己养的，只有伤害了就要受到法律处罚。汉朝还有一条关于牛的律法是“不得屠杀少齿”。就是说如果随意屠杀正值壮年的牛就要“以命抵命”。
隋唐时期，私自杀牛至少判刑一年，杀两头以上就是死罪。《唐律疏议·卷第十五》对此的解释是，“牛为耕稼之本。”
宋朝律令则称，“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
《大明律·厩牧律》则明令：“凡私宰自已马牛者，杖一百……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力畜，以禁止私杀牛为原则的耕牛保护制度，成了根植在农业基础上的中国各朝各代集权政府最为关注的国家大事，因此对耕牛的保护才载入了历代王朝的法律体系之中。
正因为有了这些立法，从秦汉开始，就鲜见有关于如何让牛肉更好吃的记载传世了。
当然牛肉也是可以吃的，不然就没了话本小说中好汉二三位一张嘴就是来几斤酱牛肉了。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老病而死的才行。在古代，只有当牛年老体衰，无法耕作的时候，牛主人才能向官府提出申请，得到许可后，才能屠宰、售卖。
不过，从来都是下有对策，所以为了更好地贯彻立法，唐朝和五代时期则做出了规定，就是只要牛活着就不许杀，只有牛自己咽气了才能吃。
牛车贵族
俗话说，“老牛破车”。在古代，牛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辛勤耕地之外，还有个用处就是跑运输。而坐牛车，在一段时间内还是上流社会的主流，成了身份尊贵的象征。
毋庸置疑，骑马和坐马车肯定是古代人的首选。而且马车代表着尊荣，汉朝初期，被认为地位低下的商人是不允许坐马车的。东汉章帝时，有个叫谢夷吾的太守，甚至因为坐牛车出巡，被刺史劾奏，贬为县令。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汉初，马匹奇缺，《史记》就说，“将相或乘牛车”。而东汉光武帝在起兵之时居然是骑着牛作战。当然这是和穷脱不开关系的。
只不过到了东汉后期，玄学开始流行，车厢宽敞高大，行走平稳缓慢的牛车就成了新宠。
三国时，就在赤壁大战前，鲁肃就曾对孙权说，我当然可以选择投降曹操，而且投降后还可以坐着牛车上下班。
晋朝接班曹魏后，牛车更是一跃成为身份象征。《晋书·舆服志》记载，皇帝出行的车队，“并驾牛”，而且牛车是地位极高的人才能乘坐的，只有诸王三公可以，其下各级官员则依其官职高低, 分乘不同级别的马车。
等到偏安南方之后，东晋和南朝已经调低了乘牛车的资格，中级官员和地方郡守都给配上了牛车。
并且，南朝贵族出行不坐车牛车而骑马的，则会受到非议甚至弹劾。“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骑马，则为御史所弹。”
可见那时只有牛车才被认为配得上贵族士人的身份。
南朝如此，可就连马上民族当家的北朝竟然也受了传染。南朝只是将牛车配置到了四品官，但到了北朝北齐时，七品官都给配了牛车。
不过唐朝建立之后，牛车也随着门阀世家的烟消云散而失去了尊崇身份，“贵贱所行, 通用鞍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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