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的理想，真的能够实现吗？

自轴心时代以来，寻找真理都是从面对黑暗开始的。而我们已在一个自由的、不断进步的世界中生活得太久，忘记了哲学的精神是什么。今天的哲学研究必须敢于正视历史大倒退带来的思想困境。

真实性哲学

20世纪80年代我关注如何将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建立在科学哲学之上这一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将其重新表述为：通过现代科学去研究横跨自然语言真实性和社会行动真实性的拱桥。

这项研究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分析“什么是科学”，揭示横跨符号世界和经验世界的拱桥是如何建立的；二是借鉴对现代科学的分析，并立足于自然语言真实性的研究，从而勾勒出另一座早已存在的人文世界的拱桥。

总之，我之所以提出对现代社会价值基础的理论探索要立足于科学哲学，并不是出于科学主义的信念，而是因为现代科学形成过程中保存了拱桥形成的过程及其结构信息。与既有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相比，这项探索有相同的研究对象，但有着根本不同的目的和方法。

为了认识科学真实领域的架桥原理，必须先理解科学真实的符号结构是什么。这样一来，仅仅证明“什么是自然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指出数学是什么。也就是说，必须拓展对整个数学的认识论研究，以证明数学各门类均是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及其无限制扩张的符号表达。为此，先要对作为数学基础的集合论进行定位，指出为什么数学必须建立在集合论之上，并比较集合论和数学的不同之处。

在数学哲学研究中，最困难的是论证概率论也是受控实验的某种符号表达。在青年时代我就知晓，概率论的任何定理都是一些“成立的概率无限接近于1”的陈述。这种定理及其证明完全不同于数学的其他分支，当时我只是感到概率论基础之奇妙，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则没有思考过。

现在我终于知晓了其中因由。概率论的基石是相空间的组合和概率，后者对应的是将控制结果不确定性纳入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和某种测量结构（测度）的存在。如果说一般数学是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结构的符号表达，而概率论是将控制结果不确定性纳入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集合论则重在研究主体如何给出一个自洽的符号系统，描述这种自洽性的原则就是集合论必须遵循的公理。

一旦确认数学是受控实验结构的符号表达，就可以进一步分析科学真实领域的架桥过程。事实上，这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释科学史。架桥开始于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后来通过发现“不可测比”线段，自然数中蕴含的真实性结构被引入线段测量和图形之中。因此，我们常说现代科学起源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示范下，符号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的拱桥被建立起来，并不断加宽，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在我们得到科学真实领域的架桥原理之后，就可以将其应用到人文领域。如前所述，20世纪哲学革命之后，语言学和语义分析在人文历史研究中日益重要，但其哲学根据一直是朦胧的，因此一直无法真正发挥威力。

对人文世界的真实性拱桥的研究，先要剖析自然语言的结构。这包含两个步骤：一是证明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的真实性结构不同；二是分析自然语言的真实性结构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与社会（个人）行动同构。我发现，人文世界拱桥的主体部分就是社会组织本身。此外，如同数学中那些没有经验意义的符号（如虚数），自然语言这一符号系统中也包含非经验的部分，其对拱桥的扩展极为重要。这些非经验的自然语言就是终极关怀，它和现代科学本来不矛盾，但自然语言和数学不同，它是一个有指涉对象的符号系统，因此这些没有经验的符号常遭到误解。

无论是对科学真实还是人文真实的研究，都是为了消除真实性误解带来的各种幻想，我称之为建立开放的真实心灵。唯有如此，现代社会才能健康而稳定地发展。其中，对科学世界拱桥的研究属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对人文世界拱桥的讨论则是我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中所述的大历史观的哲学化，将大历史研究与真实性结构的讨论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解决历史研究不能解决的问题，包括揭示现代社会结构和科学的关系，并证明道德的基础不是形而上学而是历史哲学。

上述这一切实质上是阐述一种宏大的包含科学、人文和历史的真实性哲学。论述符号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关系，是真实性哲学的核心。通过分析什么是符号真实和经验真实，可以建立一种连接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论。20世纪哲学革命原本要建立一种立足于符号系统的认识论，但因忽略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半途而废，而真实性哲学要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

当这一目标开始明确起来时，我深感自己和时代思想格格不入。大历史研究在学术界已经属于异类，甚至引起知识分子的恐惧。我建立了轴心文明的大历史观后，现在又要去探索包含科学和人文的哲学。这种事情不仅是19世纪以来没有学者做过的，还犯了学术专业化的禁忌。即使要整合不同学科，也是专门研究在前、整合在后。而我要建立的哲学系统则反了过来：先提出一个整合性纲领，再让更多的人来一起完成其细部研究。仅靠我个人无法建立真实性哲学体系，我能做的最多是写一部勾画其轮廓的著作。其中很多命题没有展开，我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一些证明也许不严格甚至不成立，但必须先将它们提出来，以显示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哲学是存在的。建立真实性哲学，需要一批哲学家将其作为志业。

从康德那里获得勇气

2016年我决定开始有关真实性哲学的写作，那时我已经69岁了。这项工作能够完成吗？

在刚迈入60岁时，我说过人生有三个30年，并以此来鼓励自己。即便真是如此，自己的第三个30年也差不多已过去了1/3。这时，重读康德的“三大批判”再一次给了我力量。康德完成“三大批判”时已有66岁，我只比当时的他大几岁而已，现在开始新的哲学研究一点也不晚。

青年时代，我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哲学的勇气，进入老年后又开始向康德学习，这种榜样时序的倒退有时会使我感到自己很可笑：我是否像很多老人那样怀旧而复古？令我欣慰的是，康德给我的力量不仅是不要惧怕年老，更是认识到综合科学和人文所需要的经验，以及与这种经验相联系的独特人生阅历。我发现自己和所处的时代都与康德同构。

今天哲学史学家提出康德力图超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却没有看到他处在一个哲学被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时代。康德出生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已经出版了近40年。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理论使哲学黯然失色，本来科学从属于自然哲学，而在康德时代，无论欧陆理性主义还是英美经验主义都无法理解牛顿力学带来的认知革命。康德是最早形成现代意识的哲学家，他心中隐约地感觉到了现代哲学家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人用符号系统（语言）把握对象，必须将哲学最基本的命题放到语言结构的大框架中考察；第二，为了理解科学是什么，必须先正视数学，从哲学上理解数学是什么，分析为什么数学的运用可以大大扩充人类的经验。

康德以判断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并用先验观念来论证数学的非经验性及其对科学的意义，这是他那个时代对上述两个难题所能做出的最有力回应。康德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找到了某种“真实性哲学”，尽可能包容那个时代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化解现代科学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哲学正是针对启蒙运动的困境，尽可能将现代价值建立在哲学而非宗教或民族主义之上。事实上，现代社会的困境本质上仍是康德时代问题的扩大，只是更为严峻罢了。然而，康德及之后的哲学家并未能根本解决上述两个难题。

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继承康德哲学，而是要以他那样的心胸和勇气再一次面对现代科学和人文的挑战。

真实性哲学与康德的“三大批判”不仅在结构上相似，在很多细节上亦相同。第一，二者共同面临的难点是部分基本概念没有明确定义，如经验、理性。既往研究先用实体定义真实性，然后再讨论符号系统的真实性。在真实性哲学的研究中，我完全放弃了实体概念，把真实性等同于信息的可靠性。这样符号可定义为主体可以自由选择的对象，经验则指代不同于符号的感觉和操作。这些定义比以往来得清晰，亦具有更强的延展性。

第二，康德哲学在提出数学的定义之后，还必须定义时间和空间，从而将数学和物理学（自然科学）整合起来。真实性哲学亦碰到类似的问题。今日时间与空间哲学的研究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是用自然语言来分析时间与空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就是例子；二是用数学来研究时空，它成为科学的基础，但哲学家大多不懂相对论，更无人敢如康德那样从认识论角度定义时间和空间。真实性哲学的研究则必须根据现代科学从哲学上再一次定义什么是时间和空间，回答为什么物理世界（真实的经验世界）一定在时空之中。

第三，真实性哲学和康德哲学都直面现代科学，试图解释其哲学基础。今天真实性哲学的研究如果要有意义，一定要能对科学前沿碰到的哲学问题做出回答。在康德哲学中，时间概念比空间概念更基本；真实性哲学则反过来，认为空间测量是最基本的受控实验，而时间测量建立在空间测量之上。真实性哲学还提出：一个受控实验在经验上普遍可重复，包含了两种不同情况。一是其必定在不同地点、时间均可重复，我称之为物理世界。二是不一定包含地点和时间，其可能是虚拟世界。真实性哲学在证明虚拟世界是物理世界（真实的经验世界）一部分的同时，还证明了两者的差别，即物理世界一定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并是可以进行时空探索的。据此，真实性哲学发现了区别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判据。这再一次表明：康德式的哲学发问和探索是常青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根据知识的进步给出新的答案。

现代社会正当性的哲学论证

康德哲学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理性中心的哥白尼式转化，证明了个人自由是理性的自律，也是道德的基础，并通过道德追求指向对上帝的信仰，证明终极关怀和现代科学并不矛盾。真实性哲学也必须回答与康德哲学类似的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和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

康德将自由作为整个实践理性大厦的拱顶石，这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价值基础。在真实性哲学中，自由则是比一座大厦的拱顶石更为基本的元素。自从人创造符号并将自己和动物区别开的那一天起，人就是自由的，否则人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不同于经验的真实的符号世界。在此意义上，自由是元价值，也是真实性的基石。表面上看，自由是一种价值，真实性是认识论的前提。实际上，真实性在根本上是价值和认知的合一。也就是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真实性。生命死亡之际，就是真实性消失之时，这时主体将处于真假不分的状态，其本身亦不再存在。

现代社会是一个真实性可以不断扩张的社会，也是以自由为元价值的社会。现代社会作为“人应该是自由的”这一价值的投影，必须建立在人对自由的认识上。

如果以发明符号作为“人是自由的”的标志，那么现代社会的建立必定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人是自由的；第二，人知道自己是自由的；第三，人应该是自由的。

如果我们回顾自由的发展史，就会发现一个悖论。一般来说，人先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之后才会坚信人应该是自由的。实际上，在17世纪现代社会起源之初，人已经认识到自己应该是自由的，但直至20世纪，人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也就是可以创造并使用符号。这种次序的倒置意味着什么呢？历史学家在叙述这一事实时，将其归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我认为，这本身就预示了今日思想危机的出现不可避免，因为认识论的滞后，今日被广泛接受的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存在缺陷。

人应该是自由的，这是主体将自身意志指向自由，一个稳定的开放社会之建立，意味着这一目标已经达成。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起源只是这一目标意识的初现而已。人在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之前，已经建立了“人应该是自由的”的信念，只是该信念来自对上帝的信仰和认知理性的分离并存，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由的基础是真实性。

真实性哲学的目的，是把“人应该是自由的”真正建立在“人知道自己是自由的”这一认识论前提之上。我发现：只有完成这一转变，人类才能在走出孕育现代社会的轴心时代之后，进入新轴心时代。

当然，我不会天真地以为这种纯哲学思想的探索有助于克服终极关怀退出公共领域带来的长期危机，而是想证明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个人权利具有终极正当性。也就是说，不管出现怎样的历史倒退，历史教训终会将人类引回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中，这就是现代社会是轴心文明新阶段的真正含义。在认识论上，我终于看到：真实性哲学不是幻象，它确实存在。相比之下，我在80年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发现了一条有可能解决自己多年困惑的新思路，它通向何方，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不知道，但这是一条哲学界没有走过的路。

我和青峰一起进行观念史研究时，曾将进入过去的观念并重演过去的社会行动称为“拟受控实验”。当时我就隐隐感到，立足于“拟受控实验”和受控实验关系的研究，似乎可以把科学和人文整合起来，现在才知道这不是一个隐喻，而是一条通向未知世界的道路。

我心中的80年代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打开真实性哲学大门的钥匙居然藏在我20世纪80年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对当时研究的再思考，我找到方向再一次出发。在真实性哲学的写作中，当明确发现现代社会必须扎根于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可化约的真实性结构时，我才看清了自己今日哲学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工作的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我试图将现代性建立在科学哲学之上，这实际上是在寻找现代社会的真实性基石。在20世纪90年代，我认识到由实然推不出应然，判定自己在80年代研究的问题无解，这背后恰恰是认识到两种真实性结构的存在。真实性哲学的新发现则为科学真实和人文真实提供了共同的基础，这无疑是指出：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真实性哲学研究仍然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问题意识的延续。

我不是一个怀旧主义者，但研究本身使我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是绕不过去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本人的研究是从当年的论文开始的，还在于中国人的问题意识。虽然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但最近一次全面认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波普尔的构想虽被证明是错的，但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探索不应该终止。至少对我们而言，立足于真实性哲学的现代社会研究必须起步，这种研究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我不可能回到20世纪80年代让学术生命重新开始，但可以延续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意识，再一次出发。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当时我表达不清，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对理想的现代社会之追求。

中国学者面对一项西方学术界没有进行过的理论研究（自然科学、历史和中国哲学除外），往往会有深深的无助感。因为我们经常只是一个个孤独的研究者，在西方却是整个学术界共同进行理论探索。然而，我不相信开放社会只是我个人的理想，因为把中国文明历史经验加入西方经验中，从更广阔的视野探索现代社会的走向，这项研究正在起步。

人生既短暂又漫长。之所以说短暂，是因为半个世纪前的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漫长指的则是那无休止的流变。特别是我这一代人，身处现代性遭受巨大挑战的时代，心灵受到接连不断的冲击，前一个冲击尚未过去，后一个又带着排天的巨浪而至。让我惊奇不已的是，人到老年，居然还在思考与青壮年时代差不多的问题，而我则全力以赴，始终如一。

在从事真实性哲学研究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我总是想到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的话：“有人从西珥不住地大声问我：‘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我想问的是：我们用一生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部分答案，会随着自己这一代人的消失而中止吗？我希望从青年一代中听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