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为何会失败？追求儒家理想社会，可是人间不存在天堂

儒家是诸子百家之中，对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流派，被帝制时期的统治阶级长期奉为正统思想。不过，如果大家对历史有些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帝制时期的历代王朝治国，从来都不会纯用儒家思想，而是儒家法家并用，形成了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模式。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政治文化模式，其实是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长期变迁，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前两篇文章。本篇文章，我们只谈一个话题，那就是如果只用儒家思想治国会怎么样？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王朝是完全采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呢？

这里我直接告诉大家答案，有，王莽的新朝。王莽在取代西汉前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王莽改制”。很多人认为王莽只是“托古改制”，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信奉儒家思想，只是打着儒家的旗号，但是真正实行的却是自己的政治主张。

不过，学界有不少的研究成果认为，王莽改制并不是托古改制，他是真的想回到古代，回到西周，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儒家的政治主张，希望通过改制，来实现儒家的最高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大同社会，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为啥王莽改制里有不少在我们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内容。

因此，王莽的新朝取代西汉，绝不是一次一般意义上改朝换代、外戚篡权，而是具有更高层次的政治文化意义。王莽改制，可以说是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以证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治国，是不是可行？古代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儒家主张的大同社会？

在王莽上台之前的两个王朝——秦朝和西汉，从来没有只用儒家治国过。秦朝独尊法家，实行法治，重用文法吏，形成了官僚帝国体制。西汉建立后，因为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在继承这套官僚帝国体制的同时，把国家的指导思想换成了道家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

后来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雄才大略，锐意进取，西汉继承自秦朝的官僚帝国体制又重新加速运转，文吏集团再次兴起。汉武帝放弃了道家的黄老之术，引入了儒家，儒生开始参政，于是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模式：儒法并用，也开始形成了与之对应的儒生集团与文吏集团在朝堂的对立。

很多人一提到汉武帝时期的思想文化，往往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在汉武帝时期，儒家就成了整个王朝的统治思想，儒生参政并彻底掌握了政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咱们都不用分析别的，你看看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和他重用的那些人，有多少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又有多少是儒生呢?

汉武帝的曾孙、他的下下任皇帝——汉宣帝，曾经亲口对崇尚儒家思想、主张重用儒生的太子说出了，西汉真正的治国方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我们汉朝治国本来就有自己的制度，霸道与王道，也就是法家与儒家并用，法治与德治并行，为什么要只用德治、教化，学习周朝呢？

所以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西汉的治国思想一直是儒法并用、霸王道杂之，儒家思想从未成为唯一的统治思想，儒生并未成为唯一的政治势力，朝中还有信奉法家思想的文法吏与其对立。

可是到了汉元帝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汉元帝是汉宣帝的儿子，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崇尚儒家思想、主张重用儒生的太子，他继位后，更加重视儒家思想与重用儒生，此后儒生集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西汉的儒家去古未远，其思想承接晚周，他们希望能以思想文化的力量去改变现实政治。他们对汉朝的政治一直都不满意，认为“汉兴已来，未有太平”，他们崇尚的是远古三代的太平盛世，他们认可的是“礼治”。

他们认为汉朝继承自秦朝的这套官僚帝国体制，有很大的弊端。比如没有“仁义”这种最高道义原则的指导，统治者以刑罚为乐事，对民众缺乏礼仪教化；朝廷中缺少可以约束君主、纠正君主过失的规谏机制；文法吏唯唯诺诺，只知听从上司命令，远不如有着理想精神与批判精神的儒生等等。

这些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汉朝继承并发展自秦朝的这套官僚帝国体制，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资源组织能力，对于管理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是很有用的。但是这套体制存在着不断扩张其自身权力、追求国家干预的天然倾向，这与君主专制制度与君主追求其个人的私欲私利的需求一拍即合，对社会压迫日益增强，民众不堪其扰。

看看汉武帝就知道了，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的全盛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面开花，但是这种统治给国家、社会、民众的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西汉的儒生对汉武帝一向没什么好感。汉昭帝时期召开了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会——盐铁会议，大家有兴趣可以深入了解一下，你从中可以看出儒生与文吏两大集团各自的思想主张以及分歧所在。

在儒生势力大涨的时期，西汉也正好步入了后期，当时朝廷挥霍无度、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增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这更是让儒家相信，或者说是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去宣传、实践，认为要想彻底摆脱危机，必须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整个国家来场彻底的大变革。

那怎么做呢？他们主张奉天法古、复古改制，要恢复到西周时期的礼治。“奉天”的这个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能够奖善罚恶的神性之天，这导致汉代儒术日趋神道化。什么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五德终始说、谶纬、祥瑞等等就全都出来了，这些其实已经偏离了儒家的本意，掺入了阴阳家的内容。

汉成帝在位时期，发生了很多的日食、地震、水灾、火灾、旱灾、流星等等，本来是自然现象，但是汉代人迷信鬼神，加上儒家的这种神道化的解释。人们就认为这是皇帝失德、上天示警，天命已经不在汉朝了。

“法古”就是要学习三代的“礼治”，不仅要学习三代的政治精神，也要学习恢复其古籍、古礼。

儒家的这种主张，并不仅仅是出于摆脱危机的具体目的，汉儒一直都在追求一种更为完美的理想社会，以彻底实现王道。改制，不是一般的改革，那些都是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无济于事。改制是要一场彻底的、根本性的大变革，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整个人类将迈入一个完美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没有压迫、没有贫富分化、个人自得其乐、人人谨守本分，有点像乌托邦。

那谁来承担这个改制的重任呢？一个人的出现满足了儒生集团的需求，成为了儒生集团心目中的理想人选，这就是王莽。

王莽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氏家族在当时是最显赫的外戚，这个家族的男性大都声色犬马，只知道享乐。

但是王莽和他们不一样，简直是一股清流。他生活简朴、为人谦恭有礼、作风严谨；勤奋好学，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他尽心服侍母亲，在哥哥死后，还照顾寡嫂，抚养侄子；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对外结纳贤士、仗义疏财。可以说是个道德标兵，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获得了朝野内外的一致认可。

很多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认为王莽是伪君子、是装的，他做这些就是为了篡汉做准备。还真不一定，要不你装一个试试，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一装装那么多年，就是为了自己之后当皇帝这个完全不可思议的目标？

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人是会变的，人的思想、行为、品德等等，都会随着思想境界、亲身经历、社会环境、年龄的增长等等而变化，绝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拿一个人后来的表现，去绝对性地否认他之前的表现，二者不一致，就说之前是虚伪的，都是装的。

大家可以想下自己嘛，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三年前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是一样的吗？之前你做的一些事情、相信的一些事情，也许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今天的自己看来难道之前自己是装的、是虚伪的？

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很多人认为曹操就是装的，虚伪，但是在我看来真不一定。他自己原先就想做个郡守，就这么大的志向，但是一步步成为汉朝丞相，成为了很多人口中的奸贼、挟天子以令诸侯，难道曹操一开始想的肯定就是我要位极人臣，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取而代之？不一定吧。

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做事前都是有远大的目标的，你看现在很多成功人士的传记，都会包装自己，说自己今天的成功是因为少年有大志、要改变世界、要改变社会，真实的情况，有几个人是这样的呢？一开始想的可能就非常简单。

你看，莫言老师就非常坦诚，莫言老师是著名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聊到自己为啥要写作？换成有些作家可能就得装一下了，说自己是因为热爱文学，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为了唤醒民众，恨不得说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不否认，有些知名作家当初写作可能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绝不是所有的都是。莫言老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自己一开始写作，就是因为写作投稿能赚钱，然后一天三顿都吃饺子。就是这么朴素的目的，只是后来随着各种变化、自己的成长，自己才逐渐有了更崇高的目的了。

因此，王莽的这种行为，我并不认为他就是伪君子，关于这个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去深入分析。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人并不认为王莽是装的，他们十分认可王莽，认为王莽是堪比周公的人物，自身已经实现了儒家主张的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

由此，王莽获得了大批儒生的支持、朝野内外的支持，王莽一步步掌握了西汉的实权，并迈出了最后一步——取西汉而代之，建立新朝。

当时的人们认为汉朝命运已经衰落，天命转移了，西汉的政权是采用和平的方式禅让给王莽的，王莽的上台是获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的，所以有人称他为“民选的皇帝”。人们梦想在王莽的带领下步入一个新时代，因此，当时并没有出现后世所谓的那种“人心思汉”的情况。

王莽在建立新朝前后，就开始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改制。

比如在经济上，实行王田、私属制。王莽根据儒家经典记载的井田制，井田制的真假还两说呢，但是儒家信，认为西周的土地制度就是井田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并且按照井田制原则平均分配土地。根据儒家的仁政原则，奴婢改称“私属”，也不得买卖。

他还弄币制改革，把圆形方孔的五铢钱废除了，恢复了更为古代的刀币、布币，甚至还有贝壳、龟壳等等。

在政治上，根据儒家经典著作，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比如在中央官职中，改大司农为羲和、改大理为作士、改大鸿胪为典乐、改少府为共工等等；地方上的官职，改太守为大尹、都尉为太尉、县令（长）为宰。而且他还给很多郡县改名字，重新设计郡县的版图边界。

在文化上，独尊儒家思想，大规模征召儒生、重用儒生。根据儒家的主张，重新制定婚丧嫁娶、车马衣服、学校教育的礼仪，明堂、辟雍、灵台等儒家的神圣建筑也建立起来，因为儒家认为礼义精神是具体体现在这些礼仪中的。

王莽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全都耗在这上面了，而且还拉着大臣一起讨论制礼作乐，结果实际的政务没人处理。

在民族关系上，儒家主张内华夏而外夷狄，我们是中央之国，我们是文明人，周边的都是蛮夷，没资格和我们平起平坐。因此他要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国际秩序。

由于新朝恢复了儒家认为的西周所存在的五等爵制——公侯伯子男，于是把西域、西南的国王们降为侯。他还收回了汉朝册封匈奴的玺，改为章，因为他认为只有皇帝用的大印才能叫玺，你匈奴一个蛮夷有什么资格叫玺。因为这些礼仪问题，导致周边各国叛乱。

在王莽正式当皇帝前，因为儒家说了，天子富有四海、四海归一，国内有了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就差西海了，为了凑全这“四海”，他威逼利诱位于青海湖地区的羌人部落献地内属，王莽在这块地方设置了西海郡。

通过这些你就能看出来，王莽改制一意复古，拘泥理论，好求形式，不注重实效。最后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太平盛世，反而使得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阎步克老师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里说过：“奉天法古”如果仅仅作为思想界的一种学说而存在，当然也自有其不容抹杀的文化价值；但是在政统范围之内，置战国变法以来经几百年发展而形成的文法律令、“汉家故事”于不顾，而欲把一大堆非理性的、杂糅了先王遗制、经典训诫以至近于魔法巫术的符命图谶一类东西，强加于本应以合理化方式运营的帝国官僚体制之上，以建设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秩序，那么它的失败，就是指日可待的意料中事了。

说白了就是，时代变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情况已远不是西周、夏商时期所能比拟的了，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思想理论，如果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广，那失败就是注定的了。

我觉得我们不用嘲笑王莽、汉儒的幼稚，秦汉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初创时期，关于国家如何治理，谁都不清楚，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是不断尝试、不断探索。因此，秦朝、西汉、新朝在治国方式上的探索，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使得后世形成了成熟的统治策略，后世统治者更加坚信了治国不能只用儒家，推动了东汉时期儒法合流、士大夫政治的出现。

另外，由于现实的不完美，人类总是有这样一种愿望，希望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对于这种乌托邦式的追求，人类从来都没停止过，近现代以来也有很多这样的探索。但是往往以失败告终，并且让整个社会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但凡想在人间建立天堂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把人间变成了地狱。

无数次的实践，也许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永远无法一次性建构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一个理想社会。我们需要长时间与痛苦作伴，与丑恶为邻，与罪恶做斗争，我们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逐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限接近我们理想中的那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