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文化丛书》文选十四：金木/于成龙东山平叛

《麻城文化丛书》文选十四

于成龙东山平叛

文/金 木

于成龙，字北溟，清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终年67岁，谥号“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康熙八年（1699）于成龙因功由合州知州迁黄州府同知，镇守岐亭，时年五十三岁。 这里顺便说一下清代的有关官制。清代省与州县之间设府，知府一人，统管几县。 同知系知府属官，即郡丞，其职责是协助知府执掌一州政事，主管一地之治安，一府之中，其地位仅次于知府，故设于岐亭的同知衙门被称为“二府”。

镇守岐亭期间，正值社会动荡之际。于成龙在任期间，励精图治，编保甲促各处联防，重教化使百姓知法，除大盗保一方平安。在他的治理下，麻城及周边地界形势趋于稳定。直到康熙十二年，三藩作乱，波及麻城，从而留下一段于成龙东山平叛的故事。

一、起烽烟

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联合平南王尚可喜及靖南王耿精忠反叛，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一时间，那些看风使舵的降清官僚，群起响应。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襄阳总兵杨来嘉、陕西提督王辅臣等振臂助之。数月之间就占据岭南六省，形成燎原之势。次年春，叛军进攻湖南长沙、岳州，军锋直指湖北，湖北吃紧。清廷命湖北巡抚张朝珍驻军武昌洪山，抵御吴三桂。

这一年，于成龙因举“卓异”官升一级，被迁为福建建宁知府，张朝珍不想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失去于成龙这个得力帮手，便上奏朝廷，将他改任武昌知府。于成龙更受器重。每有兵事，张朝珍必招于成龙谋议。时局多变，于成龙和张朝珍坐在火山口上，每日惴惴不安，谨小慎微。

有一天，谍报武昌有大户人家与吴三桂相通，且私藏武器准备谋反，张朝珍打算发兵剿灭。于成龙劝阻道：“自烽警起，官宦大户皆躲匿湖山之中，养家丁私备武器以防他盗，不足为虑。如若巡台加兵，恐怕人人自危，民心大乱。所谓牵一发而动全局，不可轻举妄动。”

张朝珍听从了于成龙的劝阻。后来这些藏备器械的大户，果然没有参与吴三桂叛乱。

三月下旬四月初，大批清军南下，与岳州长沙的吴三桂叛军作战。于成龙奉命前往咸宁蒲圻造桥，以渡清军。

四月七日，在咸宁守备及巡驿的大力协助下，咸宁河木桥修造成功。当日，于成龙又转移到蒲圻造桥。时值梅雨季节，阴雨绵绵，河水暴涨，不能打桩造桥。于成龙遂决定连舟造浮桥，然而没有船只。张朝珍接到禀报，觉得水激浪高，打木桩造桥困难太大，连舟为桥的办法可行，于是从武昌府崇阳县调拨了一批船只，运到蒲圻。并命令于成龙二十九日造成浮桥。

于成龙守在蒲圻，一边准备造桥，一边招抚流民。

四月十二九日，由于大雨如注，于成龙没能如期造成舟桥。吴三桂在死战的同时，在清军后方展开政治攻势，散布封官许愿的传单（清廷称之为“伪札”）煽动乡民反清复明。

湖北与湖南唇齿相依，本来就动荡不安，在吴三桂的煽动下，乡民纷纷酝酿起义。五月初，武昌和大冶小股乡民揭竿而起，反对清廷，支援吴三桂。张朝珍准备派军镇压。于成龙闻讯大惊，立即呈文告诫张朝珍：“民乱应防患于未然，现在既已反乱，以抚民之心为上策。为了不使百姓生疑，抚民时不可带众多兵马，同时广收逃兵，勿使其散布流言，勿使其无路可走而加入乱民。”

五月上旬，蒲圻和咸宁地区，大雨倾盆，山洪暴发。于成龙担心咸宁桥被洪水冲没，星夜驰至咸宁，加固了一番。九日冒雨到蒲圻搭造浮桥，可惜洪水滔天，无法下桩。十日料理造桥财物，十一日冒雨造桥，勉强成就。然水声如雷，激浪奔腾，令于成龙提心吊胆。恰在此时，于成龙得到了非常糟糕的消息：咸宁桥已被洪水冲没，大队清军被阻绝在河岸边。

桥因天灾被毁后，尽管于成龙为自己申辩过，还是没有得到朝廷的谅解，被革职。张朝珍也无法保他。

于成龙被革职后，打算回老家永宁，安享天年。到武昌洪山辞行，却被张朝珍留在军营，料理粮饷等军务。当时吴三桂散发的传单遍布湖北州县，麻城、大冶、黄安、黄冈等地农民依山结寨，纷纷起义。大冶县的黄金龙得到吴三桂的传单后即扬言自己得了天书和宝剑，在兴宁山中鼓动当地农民起义。守道徐君惺率兵前去征剿，黄金龙逃匿到麻城刘君孚家。刘君孚此时也得到了吴三桂的传单，准备于七月起义。因担心事情败露，便于五月十五日返回他的家乡曹家河，拥众数千人，占据东山。麻城县的鲍世荣、李公茂、陈恢恢等人也群起响应。黄州守将王宗臣率兵进剿东山，兵驻东山脚下的兴福寺；麻城县令屈振奇率乡勇进驻白杲镇。二人正在商议会兵进攻之策，被刘君孚的骑兵乘夜偷袭，杀得七零八落，丧魂落魄，王宗臣和屈振奇率领残兵羸马退守麻城，不敢迎战。张朝珍密召于成龙在辕门帐下，设酒款待，三巡之后便说：“于君在黄州贤声素著，向得民心，平抚东山，非君不可。望于君莫以革职而耿耿于怀，往抚东山，为朝廷解忧。”

于成龙慨然应允，并且说只需带以前守蒲圻的数卒前去即可。

在场文官武将大为惊异。于成龙开怀畅饮，大醉，当晚卧于军帐。张朝珍的谋臣纷纷指责于成龙斗胆妄言，劝谏张朝珍不应委命于醉汉。张朝珍却对于成龙深怀信心。

二、入虎穴

夜半酒醒，于成龙立即整鞍辞行。当夜离开洪山，渡过长江，沿汉麻路向麻城县疾驰而去。次日入麻城县境，当即发布安民告示，晓谕沿途士民：不必惊慌远窜，各宜归家务农。

麻城百姓闻知昔日之“于青天”来抚东山，心神大安，有不少人夹道迎送，提供刘君孚、刘青黎、黄金龙等人啸聚东山的情况。

二十四日，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跋涉，于成龙到达东山脚下的白杲镇，离刘君孚山寨十余里，当即发布告示声明：士民被胁从反乱者允许自首，自首则免罪不究；有人遭诬陷而反乱者允许赴诉，赴诉之后听其自便。被诉官员一定纠参。三日之后仍不投诉，则以从贼论处。并派士兵给东山起义的农民送去令牌：

牌传谕东山士民知悉：牌到之日，速候本厅，亲临投见，辩明作反情由。尔民自称良善，何忍背叛朝廷？将本厅平昔劝谕‘安生理，保身家’等语竟置若罔闻也！如数月不见，竟成仇乱，本厅立即回省，任兵马剿灭，本厅亦不为尔民姑息矣。言出衷肠，切勿漠视。

于成龙在黄州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百姓视其为亲民之父母。又见他的令牌字字至诚无伪，句句动情寓理，于是纷纷下山求见。于成龙辕门敞开，任投见的乱民便步而入，并亲自下堂扶迎，看茶看座，倾听乱民诉说，了解东山之乱的真正原因。

原来祸端起于麻城县李攀龙私藏吴三桂传单一案。

李攀龙私藏吴三桂传单，被麻城知县屈振奇扣拿审问。屈振奇的心腹捕役邹克忠四出讹诈，扬言“伪札”内有某人某人的姓名，并将县城里的所有绅士拘拿到案，严刑拷逼，搞得麻城县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五月十五日，鲁家台乡约鲁相美，徐家堡乡约周美公和曹家河、李家集的几名乡约赴县点卯，屈振奇听信了邹克忠的诬告，在毫无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将乡约拘拿入狱。

东山曹家河的刘君孚闻讯惊恐，召集了数名乡绅商讨时局。他的侄儿刘青黎自幼丧父，被他抚养，所以也算他的养子。刘青黎因欠人二两银子，被人告知邹克忠，说刘君孚、刘青黎私藏“伪札”。邹克忠准备剿捕。刘君孚闻讯立即占据东山，结寨起义。

于成龙了解到东山起义的原因后，立即给黄州徐道台写信，要求释放被关押在麻城县牢房中的无辜百姓：“狂夫倡乱则宜剿，赤子弄兵则宜抚，自古皆然，况逼而走险，啸聚山林，情有可原者乎!”

这封信阐明了于成龙对待农民起义的根本态度。于成龙所谓“狂夫”指的是响应吴三桂反叛，企图立功而坐显位享富贵者；所谓“赤子”指的是平民百姓。“狂夫倡乱”指的是响应吴三桂反叛的变乱，“赤子弄兵”指的是农民起义。即使“狂夫”偶尔为之，也应开一生路，宽大处理被蛊惑被胁从的无知愚民。在信中，他一分为二地分析了东山起义的性质，决定采取抚慰的方式。首先请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百姓，作为和平解决东山之乱的前奏。然而，于成龙是被革职的人，所谓“人微言轻”，所以徐道台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于成龙于二十五日又给张朝珍写信，要求查办邹克忠，烧毁无辜者的供词，释放被监禁的无辜平民，并客观地介绍了东山之乱的直接原因和具体过程，更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东山之乱的看法，认为平息东山之乱的关键是要查处县官，释放无辜，只要如此，祸端可息。

刘君孚曾在于成龙的歧亭同知府做过捕役，十分敬畏于成龙。初闻于成龙领兵来剿，又惊又怕；后探知于成龙仅带兵二十几名，于是转惊为奇，转怕为疑。当接到于成龙的抚东山令牌时，狐疑不定，首鼠两端。黄金龙见刘君孚优柔寡断，起义的军民纷纷投奔于成龙，料知事情不妙，乘夜逃亡到麻城和黄冈交界的纸棚河（即今芦家河）。黄金龙逃亡之后，刘君孚更是六神无主，如坐针毡，起义的农民全无斗志，自己独木难支，料知大势已去，有心投降，又恐自投罗网，诛灭九族，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然不可终日。

于成龙考虑到刘君孚仓皇起事，事出有因，又考虑到刘君孚曾为自己部下，有一定的交情，估计招抚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决定三日后亲自入山规劝。

五月二十七日，于成龙写了一幅“降则不死”的谕帖，打发一名乡约先入山送给刘君孚，并说明自己为保全众民之生命，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将亲自入山招抚。日出东山之时，一名乡约鸣锣开道，于成龙骑骡随后，径直向山寨走去。

刘君孚接到谕帖，惊慌失措，主意尚未拿定，就听见山下锣响，连忙传令起义军把守山关，刀枪出鞘，箭矢上弦，自己隐在山后偷看：一旦于成龙举动不轨，立即将他杀死在山谷之中。刘君孚见于成龙单骑进山，起先怀疑后有随兵，担心上当受骗，后见他神态自若，确无随兵，便打开山门，放他入寨。于成龙穿过森森排列的刀枪，径入山寨，升堂坐下，满面怒容。众起义军士顾恋旧情，含泪肃立，默不作声。

“君孚老奴安在?”于成龙突然厉声问道。

“大王有事，暂时外出，稍候即到。”

“尔辈良民，何敢做贼自取屠戮!尔等任父母妻子藏匿于荒山野岭，备受风寒酷暑，且性命难保，尔等仁心孝心安在?”

众军士垂肩屏息，有几个受过他恩惠的人竟然下跪哭诉。于成龙一—扶起，改换了口吻，心平气和地问：

“山中雨水如何?庄稼如何?”好像到山中访查民疾民苦。

时值中午，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异常。于成龙喝了一瓢凉水，命军士脱鞋掌扇，自己则袒露胸腹，仰卧床上，说天气太热，要小睡一会。言毕即睡，顷刻鼾声如雷。

刘君孚躲在门后窥视于成龙，见他毫无戒备，确实是劳累过度而寝，便安心等待于成龙午睡醒来商议招抚之事。

夕阳西斜，于成龙方舒肢展臂而醒，翻身坐起，睡眼朦胧，见刘君孚仍然未到，便大声疾呼：“老奴何为久不出迎?岂有客至而不备酒菜之理? ”

刘君孚抢步而入，下跪于卧榻之前，叩头谢罪：“大人亲临，老奴昏聩，无颜出迎，今伏首待束，听候大人发落。”

“官激民变，情有可原。只需革面洗心，出山再作良民，仍是朝廷赤子。”于成龙道。

刘君孚一听，声泪俱下，将激变过程一一说明，并答应六日后率众出山投诚。

于成龙下山仍驻白杲。刘君孚滑头多智，所谓六日之后投诚，实际是坐山观望，相机行事。于成龙洞悉刘君孚心理，当即下令撤兵，将驻扎在东山一带的兵丁全部撤走，自己仅带数名随从驻在白杲，等待刘君孚前来投诚。六月三日，刘君孚带领三百余名起义军士（皆为鸟枪手）到白杲投诚，大部分起义军仍在山中。于成龙知道刘君孚还留有一手，以防不测，就再三劝说，并委以劝抚其他山寨起义军之重任。刘君孚领令而去。

为了扫清东山士民的顾虑，于成龙于六月四日发布《慰东山士民乐业谕》，虽然篇幅短小，但文字激昂，字字动情，力劝东山士民安居乐业。

六月初七日，刘君孚带领鲍世荣、陈恢恢、李公茂等到白杲投诚，并献给于成龙一面“安居乐业”旗。于成龙大喜，当即赏给银两，并发给照牌、告示一类的护身符，让他们各归其所，安居乐业。

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山之乱被于成龙平定了，未发一枪一弹，未伤一草一木。后人评及此事，大都叹服于成龙深入龙潭虎穴的英雄壮举。其实不仅止于此，于成龙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平定东山之乱，关键是他镇守岐亭时清操惠政，施德于民，取信于民。可以想见，若是他人来效此举，断难成功。

于成龙平定东山之后，向张朝珍请示：回省交差，然后回永宁老家。并向张朝珍提出“招抚必解散，解散必安抚”的主张，张朝珍命他留守麻城，妥善安置招抚的东山士民。于成龙便留驻麻城，将刘君孚等人置为心腹，四出安置东山士民。

有一天，清军路经麻城，四境乡民又惊避一空。带兵的将军见白杲空荡，山野无人，便傲气十足地对于成龙说：“大兵威临，贼人逃匿，乃藉我军威也。尔地方之官，可知贼在何处？我等去杀。”

劈头盖脸一句话，说得于成龙又恼又气。“本厅安抚在先，将军兵到在后，何为藉威?已经安抚，何为去杀?”那将军一听便火冒三丈，蛮不讲理地说：“尔有本事，何不杀吴三桂去?”

“本厅原不曾带领兵马，但也曾经收复蒲圻!”于成龙不甘示弱，朗声答道。

“本军不与尔比高，亦不与尔争功。”那将军见于成龙口气甚硬，便自我解嘲地说。

“与朝廷办事，夫有何功！”于成龙抢进一步慷慨陈词。

将军语塞，结巴着问：“尔乃何方人氏?”

“本厅乃山西永宁人。”

将军闻言大笑，“本军见尔须发苍白，老气横秋，本该回乡终寿，谁知尔景逼桑榆，尚且贪恋功名。怪哉!怪哉!”

于成龙无端受辱，心气难平，特别是“贪恋功名”四字，更使他痛心疾首。于是写信给张朝珍陈情乞休。

张朝珍觉得麻城东山的安抚工作，别人难以替代于成龙，于是极力向朝廷举荐。不久，于成龙复职武昌知府，留驻麻城。

于成龙留在麻城，抚置起义军，真可谓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奔走于乡间山寨，审查村堡，考查地形，根据地理因素和人口分布情况，设立区保，选择谨慎敦厚的长者为区长，办理户口登记。凡是跟随过黄金龙、刘君孚的人员，都重新颁给户口，分配给土地，让其安居乐业。凡是有鸟枪兵械的人都造册登记，分成若干股，交给区长指挥，有警则各执其械由区长带领听用，无警则各守其家，务农耕田。凡是来路不明的异地之人，区长立即拿问或驱逐，如果隐匿不报，与其人同罪。这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顺应了战乱时期人民渴求和平安定的良好愿望，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由于有了严格的保甲制度，吴三桂派出的煽风点火者就难于活动，易于落网。

为了在东山建立和健全保甲制度，他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连续发布了《饬行保甲谕》《清理保甲谕》《申饬区保谕》等号令。为了保证就抚人员安居乐业，还发布了《禁止吓诈就抚士民谕》。

这是一颗“定心丸”，一张“护身符”，在风起云涌的当时，无疑又是一粒“定风丹”。吴三桂占据湖南，派出大量说客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怂恿百姓起兵反清，而湖北的说客更多，鼎沸如浪，黄州、武昌一带处于战云边陲，更是岌岌乎殆哉!

如何抵御吴三桂的煽惑呢?于成龙没有罗织针砭吴三桂的败政，歌颂吹捧清廷的丰功伟绩，而是采取了劝人心的措施，写了一篇《招抚后谕东山士民》，要士民安守本分，不要胡思乱想，好高骛远，异想天开。一将成名万骨枯，切莫产生乱世出英雄的邪念。人要知足，知足则安，安则常乐。这些晓谕东山士民的文告没有一点空洞的政治说教，字字无伪，句句真诚。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于成龙一意为民，东山士民也与于成龙和睦相处。

三、起波澜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谣传七月初二或七月初七，东山就抚之民准备复乱，攻克麻城，百姓怕受谣言所累，又纷纷逃散，而且已经招抚的农民领袖陈恢恢疑畏于成龙“当面一盆火，背后一把刀”，避而不见。于成龙焦急万分，让刘君孚传给陈恢恢一封亲笔信，以此来安定陈恢恢。信中甚至发出“如本府不以实意待恢恢，天地鬼神定不相容”的誓愿。

七月初二的那一天，于成龙在麻城，真如坐在火山口上一般，唯恐陈恢恢东山再起，带领百姓破城而入。他整整一天茶饭未进，独自在城外徘徊，但这一天终于平安无事。于成龙虚惊一场。

七月初四，张朝珍发来牌令，要他去武昌就职。于成龙复禀东山乱民虽已安抚，但目下谣言纷出，不敢离开，自己好比一块压纸的石头，石头一走，碎纸必然被风吹乱。

七月初七，于成龙更是提心吊胆：那天浓云翻浪，电闪雷鸣，风雨大作。他躲在麻城执酒酣饮，听天由命。雨下了三天，百姓惜雨如油，纷纷冒雨稼穑。于成龙这才将提到嗓子眼的心放进心窝里，准备回武昌交差。赴武昌之前，他恐士民惊恐，发布了感人肺腑的《再谕东山士民》和催人泪下的《劝谕士民》，谆谆告诫士民“应与本府争气……本府驻武昌，相隔不远，凡事可速禀报，其余人民安家乐业，勿再为讹言蛊惑”。

于成龙留守麻城之时，吴三桂的爪牙黄金龙仍然潜伏在黄麻交界的纸棚河，不敢轻举妄动。当听说于成龙撤防回到武昌，立即伙同邹君升拉起部队，操练人马，准备配合吴三桂进攻湖北。

七月二十二日，于成龙尚在麻城岐亭，接到黄金龙、邹君升作乱的禀报，当夜同生员刘广定、李中素等驰至望花山。望花山与纸棚河李家集相去二十余里。二十三日，于成龙会同黄州同知佟世俊等计议剿抚事项。这一次变乱，于成龙认为是“狂夫倡乱”，所以主张剿灭，佟世俊没有异议。考虑到黄金龙刚刚起事，军饷困难，宜速战速决，所以按户籍征调各乡义勇二千余人。二十四日，各乡义勇云集望花山，分队编伍，根据程镇帮密献的地图，命尹公才、邹世美等贡生把守李家集出入口，命萧士蓁等生员守白杲，刘君孚、刘青黎领乡兵二百名堵塞坡岔，唐殿元、袁兴明等领乡兵三百余名堵截塔儿岗，刘以廷、周伯卜等领乡兵二百名堵截脑中山，乡堡罗甸臣和生员林斗文堵截粮路，唯有马鞍山一路不守，而让夏仲昆、余公俊领乡兵四百名埋伏布袋坳。一切安排妥当，余成龙端坐于望花山的马鞍山，等待黄金龙和邹君升授首。

二十五日，生员吴之邹带乡兵进剿李家集，李家集已空无一人。黄金龙和邹君升起初以为于成龙已回武昌，后闻知于成龙已至望花山，料知大事不妙，遂带领一伙乌合之众于二十四日乘夜逃遁。吴之邹在李家集扑空后，驱兵直追，追至项家庙一带，擒拿住两个掉队的，分别押往麻城县城和李家集斩首示众。

二十五日，黄冈知县到望花山传告于成龙由武昌知府转任黄州知府，要求火速到黄州上任，办理迫在眉睫的军需物资。二十八日，吴之邹与黄金龙、邹君升在纸棚河展开激战，黄邹力怯，众兵溃散。二十九日晚黄金龙逃至马鞍山，被伏兵擒住，送至于成龙辕门。于成龙执酒捋须笑道：“尔等丑类，乃吾瓮中之鳖耳!”当晚，于成龙将他斩首，将首级送往武昌洪山的张朝珍辕门。八月一日，邹君升亦被擒斩首。同日，于成龙草成《布告纸棚河大捷谕》，宣布黄金龙和邹君升被擒斩首，“凡属胁从各宜自惜性命，火速投诚，慎勿疑畏。捷音听到，咸使闻知”。

为了不扩大剿灭范围，他在发布大捷告谕的同时，发布《晓谕止杀》，示谕纸棚河内外，“自今以后凡属藏匿余党，听其自来投诚，不许入山搜索。是叛仆，归主引见；是盗贼，归营为兵，本府自能安置。已经止杀，初二日以后，擅杀者坐罪，擒来者无赏。本府一言既出，永不反悔。”

同一天发布的还有《劝谕余贼投诚》：“本府不忍杀尽，尔等宜务求生。与其逃窜饥饿死于山林，不如父母妻子安其家室。况已杀者罪只其身，则来归者应免其罪……宜体本府万不得已之心。无论是盗是仆，速速来归，能自投见者不杀，被人拿献者必诛，断不失信。若能向化投诚，改恶为善，仍是吾民，切勿藏匿山谷，终为兵民拿获报功请赏，自取杀戮。本府不杀之心，天日可鉴，尔等慎勿疑畏，有负本府眷眷保全尔等至意。”

八月二日，为了不波及无辜，他发布《禁止诈害谕》，严令不许地方乡约落井下石，乘机敲诈。并迅速解散乡兵，让乡兵各归其所，务农经商。同时发布《禁止侵占谕》，保护被剿人员的家属和田产，命令随征官员“从速查清，如已死何人，有无妇女田地；若有，妇女应该何人收养，田地应该何人耕种。有无破家人口”。至于被抚人员，“既不杀尔身，又何忍破尔家”，所有地方官员都应“各体天理良心，勿得恃强欺压”。

由吴三桂之爪牙黄金龙操纵的纸棚河之乱，在于成龙的剿杀和抚慰下，很快平定了，历时十二天。

至此，第一次东山之乱才算平定。于成龙完成了他的政治使命。

于成龙在平定东山之乱中，多次申明“官激民变”，“赤子弄兵宜抚”，涮洗贪官污吏强加在百姓身上的“应吴”罪名，采取了劝谕式的怀柔政策。他不发一弓一矢，不伤一草一木，平定第一次东山大乱，深得张朝珍等封疆大吏和康熙皇帝的赞誉，亦博受文史各家的叹服。

八月四日，于成龙离开望花山，昼夜兼程，于六日至武昌，向张朝珍交差。张朝珍高举玉杯，布示僚属：“人谓我不应用醉汉，今醉汉平定东山，未伤我一兵一卒，尔等谁可与他伦比?”

四、定东山

康熙十三年(1674)八月十日，于成龙抱病离开武昌，十一日巳时到达黄州府。 十月，叛军犯江西湖口，战火烧到兴宁，蕲州戒严。吴三桂密散伪札，湖北又大乱。

黄麻东山绵亘数百里，与罗田、蕲水接壤，历来就是藏龙卧虎之地。东山主山脉龟山区鲍家屋有个鲍世荣（亦作鲍世庸，号洪功），少时聪颖，过目成诵。成年后，受族人聘请至黄市鲍家院的观音堂执教。明朝末年，灾荒四起，官府催租逼税，致使民不聊生。在李自成起义军的影响下，鲍世荣与周铁爪、万野予、陈恢恢一起组织龟山、盐田河、张家畈一带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义军在什子寨东的龙潭修建炼矛厂，制造武器，操练兵马。由于义军杀贪官，抗官税，打击豪绅，拯济贫民，所以深得百姓的拥护，势力日益壮大，不到一年时间，鲍世荣的起义军就发展到万余人。崇祯十五年(1643)，义军突出明军的重重包围，撤至陕西，投奔李自成，正式受编为闯王的部队。鲍世荣投奔闯王后，参与了西京的练兵活动，为李自成攻克北京助了一臂之力。进京不久，吴三桂与清兵勾结，进攻闯王，闯王退入陕西，鲍世荣也随闯王撤至陕西，后又转移到湖北，最后潜回麻城，伺机而动。

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鲍世荣、陈恢恢、李公茂借吴三桂伪札之风，乘机起义，但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且于成龙素为东山士民信爱，亲自招抚，于是在刘君孚的劝说下，接受招抚，向于成龙献了一面绣着“安居乐业”的旗帜，以此来麻痹于成龙。他本打算七月再度起义，然而风声走漏，且于成龙让刘君孚将一封亲笔信交给陈恢恢，陈恢恢和鲍世荣深识时务，若是七月起义，失败无疑，于是又放弃了七月起义的计划，让陈恢恢常去拜访于成龙，以此来遮挡于成龙耳目。于成龙生性迂直，竟然被蒙在鼓里。

黄州黄冈县永宁乡还有一位叫何士荣的人。何士荣之兄何士胜，在吴三桂叛军中供职。何土荣在第一次东山之乱时也曾组织农民起义，但头角未露，就被于成龙抚平，便逃至湖南，投奔其兄何士胜。何士胜战死后，何士荣又潜回麻城，秘密组织武装起义。

吴三桂叛军攻陷湖口后，各镇援兵皆随大军进攻湖南，黄州守备空虚。何士荣和鲍世荣一看时机成熟，便紧锣密鼓地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十月中旬阳逻的陈鼎业父子掠夺驿站的马匹起义。十月二十九日，何士荣等在黄冈县永宁乡起义。十一月初一，李公茂、陈恢恢、鲍世荣等在麻城县白水畈起义，各拥众数千人，遥连湖口、宁州等农民起义军。何士荣被推举为农民起义的总盟主，号称拥兵十万。众起义领袖约定十一月上旬攻取黄州。一时黄州鼎沸如浪，岌岌可危。

黄州城门紧闭，数名兵丁把守。府衙内，于成龙从容饮酒，捋须端坐，倾听属官的谋议。属官皆认为起义军拥众十万，而黄州官兵二三百人很难力挽狂澜。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如及早退向麻城。然而，这场战争的战略意义非常重大，如果叛军取胜，不仅是黄州失守，湖北危急，清军的粮草援兵运输线路也将被切断，“三藩之乱”战争的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变，清廷也会更加被动。因此，于成龙对属官们正色道：“黄州为湖北七郡门户，虽只一郡，实为东南之关键。本府誓死不弃城而逃。”

众僚属见于成龙誓死不离黄州，纷纷喋血盟誓，愿与于成龙同舟共济，死守黄州。于成龙话锋一转：“坐以待毙，不如相机进剿。各路贼兵皆以士荣为核心，若先破士荣，余者可不战而下。”

于是，于成龙遣门下诸生征集各区乡勇，分守山隘，令逃兵不得入与贼兵合，余众皆随他征剿。十一月二日，于成龙派飞骑禀告张朝珍，要求派兵驻防府城，并帮助剿抚第二次东山之乱，然后带领马步官兵二十二名向东山进发，黄州沦为空城。

四日，于成龙轻骑潜行，孤军深入，到达贾家店，离起义军十五里。五日，黄协千总李茂升、把总罗登云、吴之兰率所部五十余人投见。各区长接到于成龙的檄文后也纷纷率领乡勇投见，一日之间征剿队伍增至二千余人。然后召开誓师大会，鼓舞士气。恰好谍报何士荣已到黄土坳，即派遣罗登云和张尚圣带领侦察小分队绕小径至黄土坳，探知何士荣动向，自己率领大队人马进发。

七日，侦察小分队与何士荣相遇。何士荣大为惊诧，没想到于成龙自作主张，擅离府城，数日之间，即兵进东山。虽然遇上小股部队，但不知于成龙到底带有多少兵马，所以不敢恋战，退入深山密林。于成龙飞骑至张尚圣营地，众乡民见于成龙至，皆欢噪请赏。于成龙两手空空，只有抚一抚他们的耳朵和鼻子，拍一拍他们的脖子和肩臂，以平易仁慈的仪容和落落有度的姿态来安慰乡勇。乡勇们士气倍增，队伍迅速增至五千余人。大军驻扎在泊金寨。

八日黎明，何士荣和鲍世荣、陈恢恢和李公茂率领起义军数万人自牧马崖分东西两路夹攻于成龙。起义军手舞杂色旗帜，呐喊着似潮水一般向于成龙攻来。于成龙匹马仗剑，挡住营门，见东路起义军势弱，便当机立断，命令罗登云率领千名乡勇抵御，自己率大军挡其西路，命尚圣攻右，之兰攻左，自己居中。罗登云一路和起义军展开白刃战。起义军一个个舍生忘死，罗登云节节败退。于成龙刚刚冲出营门，吴之兰就被起义军一箭射于马下，登时毙命．整个部队乱了阵脚。起义军斗志冲天，鸟枪连放，保护于成龙的官兵纷纷倒地。处境十分危险，左右劝说于成龙暂避一下，于成龙呵斥道：“今日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斩！”说完一马当先，冲入起义军中，左右砍杀。

旭日东升，黄土坳上喊杀阵阵，刀戈“叮当”，鲜血喷溅。附近百姓见乡勇势寡难支，纷纷鼓掌喧哗，为起义军呐喊助威。

于成龙情知事急，便吩咐左右传令士民，一齐呼喊“于糠粥在此，交械者免罪，胁从者无罪”。

原来于成龙镇守岐亭时待己甚严，而待人则宽。大饥之年，他拿出自己的俸银救济饥民，自己却以糠粥为食。所谓糠粥，就是将糠皮炒干重磨取粉，撒在稀饭中。他不仅自己吃糠粥，跟随他的人吃糠粥，而且招待客人也是糠粥。

于成龙吃糠粥的故事在黄州广为流传，时人有歌谣云：“要学于公清廉，先吃于公糠粥。”又有歌谣云：“要得清廉分数足，难学于公吃糠粥。”就这样，老百姓送给于成龙一个雅号——“于糠粥”。这个雅号实际上包含着老百姓对于成龙的清廉人格的深度认同和无比崇敬。

正因为如此，起义军一听到“于糠粥”三字，斗志大减。于成龙乘机对千总李茂升说：“我死，可归报张公！”说完鞭马直前。李茂升被于成龙一激，勇气倍增，且恐怕于成龙有失，便对士兵振臂高呼：“岂有文官死而武官独生之理！”说完手持硬弓，发一箭，射倒起义军的大旗，起义军阵脚顿乱。激战中，李茂升坐骑被起义军刺死，他弃马步战，盔丢甲破，又挽马进战，短兵相接。起义军将他重重包围。正在这时，张尚圣西路军自右山绕出，起义军腹背受敌。何士荣命令起义军撤退，自己手执长矛断后。他的左臂已经断为两截，仍然坚持战斗，掩护起义军撤退，不幸陷入泥潭，不能自拔而被俘。当日何士荣被押送武昌处斩。

这场战斗，打得极为惨烈：尸体堆满了山谷，鲜血染红了溪水。官军斩首数千人，缴获器械无数。于成龙在此战役中，创造了手刃四十八人的战绩。官军进入何士荣的山寨后，缴获了何士荣的“伪札”，还搜出了何士荣密谋起义的名册。

于成龙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知道这份名册牵连太广，不利于稳定人心，就当众烧毁了名册。他还宣布：“能擒来献者重赏，投诚者待以不死，胁从欲归者免罪。东山士民闭门坐家，无鸟枪军器者，即从贼概不追问；身无乡勇印号，家藏兵仗，即良民亦诛死。”

再说鲍世荣、周铁爪率领起义军败退至白水、石陂等地，于成龙乘胜追击十几里。李茂升传令埋锅造饭，少歇再战。于成龙说要乘胜追击，不能给起义军喘息之机。这时，各营刚开午饭，于成龙命令将半生不熟的饭全部倒掉，然后向白水、石陂开进。九日，于成龙兵进禹王城，料定鲍世荣、陈恢恢和李公茂不走龟峰山什子寨，必走商城、趋英、霍，因此分别派乡兵把守龟峰八叠山和通往商城、英、霍的水陆要道。

鲍世荣等人退至白水畈尚有近千人的武装力量，整训一番之后，决定上龟峰什子寨。十一日，于成龙兵进白水畈，得知鲍世荣已退往什子寨，当即命令搜山。因为擅离府城，于成龙恐事后被查究，到白水畈就给张朝珍上《进剿情形书》说明情况。

十一日，于成龙得知石陂的万野予造反，罗山的周铁爪等又群聚加入，并有广西孙延龄派的奸细孙麻子(自称孙将军)在内。黄土坳战败的鲍世荣、陈恢恢、李公茂也率众到达石陂。十二日，于成龙与李茂升到达定惠寺，得知张朝珍派来的援兵于次日即到，信心大增，立即布置把守山口，将甑山河、燕子崖、龟山口、什子寨、八叠山、百神庙等地方封死。十四日，于成龙同李茂升从定惠寺移营至黄市（距白水畈北十里），扎营什子山下。于成龙得知东山起义的农民军在石陂，料定援兵由麻城县进攻石陂，起义军必然由龟峰山和八叠山逃退，因此又派大军驻扎白水畈，截断了起义军的退路。

十八日，起义军在清军援兵的镇压下，终于失败了。周铁爪（实为其弟子冒充）、鲍世荣、陈恢恢和鲍世荣的次子鲍自性均被生俘。李公茂带着箭伤逃脱。

十九日，于成龙派人将周、鲍、陈、鲍四名起义领袖押送武昌，并给张朝珍捎去一封《擒获众逆报文》，叙明擒拿四名“贼首”的过程，并说“至于胁从，原系良民，自应安抚。成龙已体宪慈晓谕，概不过问。唯有鲍世荣、陈恢恢、万野予，乃麻城居民，自取灭亡，不无嫉害亲友，扳巫良善。一切供词笔札，似应投之水火，以彰天地之仁，以安良善之心。”为胁从的百姓开脱之心，溢于言表。

麻城东山至今仍流传着许多关于鲍世荣起义的故事，下面两个故事就很耐人寻味。

传说鲍世荣起事之初，遍访异人，招贤纳士，以便为自己干一番大事业助一臂之力。一日，鲍世荣访到一位异人二喜和尚，便去请他出山。二喜和尚设便饭招待鲍世荣，拿出几盘家常菜，请鲍世荣吃，实际上是试探鲍世荣的底细。鲍世荣一下筷便吃韭菜。这二喜和尚也不是等闲之辈，一下就明白了鲍世荣不过是个“草寇”，不是真命天子，终究成不了大事。于是二喜和尚婉言谢绝了鲍世荣的邀请。鲍世荣便去请了另一位异人僧顿彻，僧顿彻俗姓陈，即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陈恢恢。

还有一个关于破什子寨的故事。什子寨也叫石头寨。山势陡峭，地形奇险，路径狭窄，因而这寨也名副其实，像石头一样牢固，只要粮草充足，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初于成龙调集清军和乡勇进剿东山，鲍世荣兵败后爬上了什子寨。于成龙察看形势，估计鲍世荣仓促上山，人员众多，一定粮草不足，只须把山围住，便可来个守株待兔，等着鲍世荣水枯粮绝，自投罗网。

山寨中缺粮缺水，眼看山寨即将不攻自破，士气低落。鲍世荣心生一计，将剩下的一点大米全部喂给一头肥猪，然后趁围寨清军不备时将猪推出寨外，让清军误认为此猪是不小心跑出了山寨。清兵把猪屠杀后剖开一看，发现满肚子还未消化的大米饭，上报于成龙说山寨粮草仍很充足，连猪吃的也是大米，恐怕一时难以破寨 ，倒是围寨清军粮草将尽，要求暂时撤退后再另谋攻寨时机。于是，于成龙下令围寨清军，暂退三十里，待援兵粮草补充后再围剿山寨。

当围寨清军撤退到余家河出口的塔儿河处，于成龙回头一望，只见寨东一对白鹅飞来余家河的河里喝水，推测寨内已缺粮缺水，从而识破了鲍世荣的计谋。见破寨时机已到，于成龙立即下令兵马调转头来，全力攻寨 。这时，石头寨内毫无防备，又饥又渴的义军正在为清军已撤退而大松一口气，纷纷下山找吃的喝的，遇上清军反扑，一片溃乱，或死或降。鲍世荣带领少数官兵弃寨而逃，后被活捉送往武昌斩首。

深层次地看这两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中间实际上隐含着不同的民俗心理。第一个故事寄寓了东山人对鲍世荣终不能举大事、成大器的遗憾和失望，甚至有对他当时举事的观望与怀疑。第二个故事则表现了鲍世荣和于成龙两人对阵用兵的机智，而于成龙终究胜出一筹。

十九日，于成龙在黄市新桥路口的一块大石上勒石纪功：

龟山以平，龙潭以清。

既耕既织，东方永宁。

黄州太守于成龙康熙甲寅年。

此石至今犹在，字迹尚依稀可辨。《于清端政书》中《东山平定勒石铭》注明位置“在黄市龙潭冲什子寨路口大石上”，正文与此无异，只是落款不同，为：“康熙十有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黄州知府汾阳于成龙勒石。”《麻城县志》所记铭文略有差异，后二句为“既耕既种，万世永宁。”

于成龙勒石之后，扶病回麻城料理地方事宜。临行前，针对乡勇趁火打劫的现象，颁布《禁止掳掠告谕》，严责各乡保“严束各乡兵，勿擅离营盘，惊扰地方”，“敢有故违，定以军法从事”。针对乡民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报复以泄私仇宿怨，以及地方恶棍借机敲诈勒索的现象，颁布《禁止株连告谕》，明确指出：“自今日为始，一概株连牵引尽行禁绝，各宜乐业安心，宁尔室家，修尔田园。”

鲍、陈遇难之后，万野予、李公茂和真正的周铁爪也先后被俘。陈鼎业亦被黄冈知县李经政剿灭。原来先俘的所谓周铁爪，实际上是周铁爪的弟子郑少兴。郑少兴为解救周铁爪，冒名顶替，押到武昌后，张朝珍严刑拷问，方才识破。结果真伪周铁爪都被杀害。李公茂在黄土坳挂彩潜逃，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从山中搜出，捆绑驴上，行至破头岭，飞撞岭石，昏迷不醒，当夜气绝而亡。

倡行第二次东山起义的农民领袖一一落网后，于成龙解除了对东山的戒严，实行“胁从概不追究”的怀柔政策。康熙十四年（1675）正月，于成龙又一次颁布《严禁吓诈谕》，严禁恐吓百姓，株连无辜。

正月将尽，黄州的又一起义领袖黄翠林带领一百余人出山向于成龙乞降。原因是躲藏深山，无衣无食；侵扰地方，又于心不忍，且必遭于成龙剿灭。于成龙为此捐钱买米赈济，并妥善安置了黄翠林等人，明令地方不得岐视虐待。至此，以东山为主战场的黄州的几股农民起义军或被平定，或被招抚。

于成龙第二次平定东山之乱，只动用了少量的正规军，凭个人威望，动员起五千余人的精壮乡勇，有勇有谋，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于东山之乱，是义兵被镇，还是叛乱被平，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罗田著名学者王葆心在其《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中就对东山之乱就有不同看法。按王葆心的记载，刘君孚名启桢，兼用天启、崇祯年号，有不忘明朝故君之意，因此于成龙单骑招抚刘启祯这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被载入史册时，清廷各级官员，不愿意把此事当成“反清复明”大案，“刘启祯”这个敏感的名字，在各种文件中都被改称其字——刘君孚。而于成龙招抚刘君孚之后，对东山起事的各个首领所采用的分化瓦解手段，在王葆心看来，多少有点耍阴谋的成分。

我们今天来看鲍世荣等人的起事，他们虽然是乘吴三桂叛乱揭竿而起，甚至与吴三桂的部下有所勾搭，但他们是出于反清复明的目的，认为自己是奉明为正朔的大义之师。而于成龙作为清廷官员，他认为朝政已定，人们不应拘泥于满汉的名分而再起烽烟，令百姓再遭战祸之苦；吴三桂朝三暮四的叛乱更是大逆不道。因而，他始终认为他平定东山是正义之举。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双方，我们不能妄评谁是谁非，更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给于成龙戴一顶“采取欺骗与武力相结合的手段镇压人民”的大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