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四大圣哲》中，雅斯贝尔斯借助历史学的批评研究法，呈现四大圣哲（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于历史长河中的真实定位与影响力，令人耳目一新。
他拭去过多的神话色彩，带领我们从“人”的角度认识四哲——
“四哲”与我们一样，皆处于人的境遇之中，皆须面对痛苦、罪恶与死亡，他们如何看待生命存在的意义？
四位圣哲的共同基础与互异之处
本文节选自《四大圣哲》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 傅佩荣 译
1 不约而同的男性气概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只有一位(佛陀)出身贵族，其余则起自民间。
他们都有家族背景可寻，各自分属某个社会阶层，其生活方式明确可知。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他们的男性气概非常鲜明——不受家庭感情的羁绊，虽然其中三人(苏格拉底、孔子、佛陀)结婚成家。
他们对学生或弟子有深刻的感情。他们的男性气概出乎自然天生，而非执意造作的结果。
2 比先知更伟大之处
四位圣哲的作风并不符合先知的类型，他们不曾直接听见或看见上帝，也不曾直接受命宣扬上帝的旨意。
但是，他们又在某些方面与先知颇为类似。
他们知道自己所具有的神性，或是受到某种召唤(苏格拉底、孔子、耶稣)，或是为必要的救赎充当传令工具(佛陀)。
然而，他们的信息并非来自直接启示。他们像先知一样，也体会到孤独与寂静，并且从冥想中获得启明。
他们比先知更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的身上开启了一道裂缝。
世界并非井然有序。他们体验到了彻底的改变，进而要求这种改变。
他们的最深自我受到震撼，只是我们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所震撼。
他们表达了没有适当方式可以言说的体验。他们善于使用巧妙的比喻、辩证的矛盾说辞与对话式的回应，而从不执着于一个固定的说法。
他们指出何事当行，但言说方式却让人无法直接了解；至于新的世界秩序之实施方案，更是一般人所无法理喻的。
他们突破了习俗之见，突破了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也突破了纯依理性的思想法则。
他们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以及一个新的领域——其中充满了各种开始，而且永无止境。
3 生命得以转化的起点
最为要紧的，不是四位圣哲的著作或其内涵，而是他们生命的真实性——这是人类在世间得以转化的起点。
他们所要求人类的，无法以言辞尽述，亦即不能光靠奉命行事来完成。
想要理解他们的人，必须体验到某种转化——在存在意识产生的一瞬间，在获得教诲和觉悟的那一刻。
人好像一下子被照亮了，获得一种再生。
苏格拉底的转化通过思维方式的不断进化来实现；
佛陀的转化来自禅定之中的觉悟，以及践行觉悟的生活方式；
孔子的转化来自自强不息的教育过程，而他所谓的教育不仅仅是学习知识而已；
耶稣的转化来自要求献身于上帝意志，完全忽略尘俗之事。
4 当他们面对死亡与苦难时
苏格拉底与耶稣在俗世权威中受刑而死；
佛陀由于认识到死与苦的事实，才开创出一生的志业；
孔子知道死亡不可避免，始终视死如归。
他们将死亡与苦难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要素，而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各具特色。
苏格拉底在七十岁时平静死去，他是那样安详，既不曾伴随任何尊荣崇高之感，也不曾夹杂任何苦闷焦虑之念。
他心意笃定，像是一个知道如何走上死亡之途的人。他饮下毒酒，平静等待死亡的来临，并无殉道烈士的豪迈。
假使没有这一死，他可能就不会成为那个震撼人心的苏格拉底了；
他的众弟子与柏拉图可能就不会经历他死前的那一段时光，亲见他的伟大不凡，并在往后的日子一再忆及他的形象，感受他的人格魅力。
耶稣死于十字架上时，只是三十几岁的青年。他接受了最残酷且最羞辱的死亡，他面对的是暴虐致死所带来的恐怖与绝望。
然而，他竟反叛死亡，把死亡当作上帝加给他的旨意。
假使没有这一死，耶稣就不会成为基督，不会被高举起来，被奉为信仰的对象。
借着死亡的挑战，苏格拉底与耶稣用对自己死亡的承受方式，回答了关于死亡的问题。
西方世界在他们身上看到两种对待死亡截然不同的方式，就好像两面镜子：
苏格拉底所反映的是平静与安详的心态，完全对死亡不予重视；
耶稣则反映一种态度，让人在极度患难与无法忍受的折磨中找到向上超越之基石。
5 最邪恶的罪行可能就在身边
人们对死亡和苦难的恐惧，因各自方式与程度不同，自有其真实性，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或在绝望之中等待；或勇敢地面对；
或在人类尊严受到伤害时将死亡作为唯一出路；
或经历苦难与死亡后获得某种智慧，将这经历视作命运或业报，从而使自我获得解脱；
或在悲叹之中缄默，平静隐忍这一切。
我们凡人的处境常是漠不关心与麻木不仁，我们四周可能就正在发生最恐怖的事，人类相互之间可能做出最邪恶的罪行——我们心中充满怜悯，同时也担心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是，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又陷入日常的俗务，忘记了自己的同情感受，含含糊糊地继续过日子。
对那些无名之辈与遥远之地受苦的人，我们甚至激不起一丝同情之心。
然而，四大圣哲的态度与我们大相径庭。他们不像凡人那样缺乏想象力。
在佛陀与耶稣看来，苦与死是现世存在最根本的真实；这正是他们要以自己的生命、洞见与思想来超越的真实。
他们以不容易直接理解的说辞来表达这种经验：只有涅槃与天国是永恒的。
苏格拉底与孔子坦然正视死亡，以至于死亡在他们面前没有了意义。
6 如何对待加害我的仇敌？
四位圣哲都展示出普遍而无限的人类之爱。他们都在面对终极的问题：
我应该如何对待那加害我的仇敌？
答案各有千秋。
只有耶稣的要求最极端：爱你的仇敌。
老子也曾劝人“以德报怨”，但孔子不以为然，他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苏格拉底在《克里托篇》说：“以恶报恶，并非正义。”又说：“凡是伤害、复仇、以恶驱恶，皆非正当之事。”
他知道这种要求颇不寻常：“从来没有人主张这种意见......赞成此说与反对此说的人并未找到共同基础，因此只会互相轻视。”(但是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看法却有不同。)
佛陀以博爱为教，要人不抵抗恶人，主张以无限忍耐承受痛苦，对众生力行善事。
7 他们希望超越现世，给人类一个美丽新世界
苏格拉底在现实世界中不断思考，希望认清自我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他以追根究底的质问方式，唤醒一种真实、全面、有生命的确定性，那并非具体知识可以做到的。
他超越世界，但不否定它。他放弃了整体的知识与判断，以一种“非知识的状态”，也即“无知”为满足，因为在这种“无知”中，真理与实在界方能如实体现。
苏格拉底所取的途径困难重重，因为人类天性渴望明确而具体地得知事物的真相；人们寻求清楚客观的明示。
佛陀凭借出家修行与禅定功夫抵达涅槃之境。他体会到的苦难众生皆有，因此是没有穷尽的。
他相信自己找到了解脱途径，就是存在本身整体消解。这种消解并非来自暴力的摧毁，因为这只能引发新的存在；
佛陀的方法是超越存在与虚空，使一切进入寂灭。这是在灵魂的寂静中以非暴力的方式来摒弃执着。
孔子愿意助人在此世培育自我，并使世界复归其原定的永恒秩序。他希望在现世环境中使人成就至善的状态。
他相信这是可能办到的，因为世界本身遵循“道”的原型，而不是走在方便善巧与功利实用的途径上。
不过，孔子的理想并未实现，他的限制在于面对邪恶与失败时，他只能深感痛惜并且以可敬的态度承受苦难，但是未能自痛苦的深渊中引发创新的动力。
耶稣以无限制的激进态度，突破现世的一切秩序。
他并未否定世界，只是把万物附从于即将于世界末日来临的天国之下；他以此评定万物的永恒价值，论断善恶与真伪。
由于反对俗世并直接着眼于世界末日，耶稣建立一套符合上帝旨意的无所制约的规范。他的缺点在于，依他所见，现世的任何积极建树都没有容身之地。
他们四人都希望超越现世，其方法或是完全撇开世界不顾，或是使混乱的世界重归秩序。他们都受到一种超越的力量所左右。
他们在现世的行动、他们对抗邪恶的方法(也包括努力在现世建立秩序)远远越过了人类的计划与作为，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种更高的权威。
就各自重点来说，苏格拉底是活在现世，走在思想及人类理性的路上，这条路突显出人的地位及其独特潜能。
佛陀以消除存在为意愿，来将世界化为空无。
孔子渴望建立一个新的理想世界。
耶稣则是这个世界的危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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