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阳谷社交称谓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学诠释

--兼论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的尊称“二哥”旧俗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孙剑艺

[摘 要] 山东阳谷一带陌生男子间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社交称谓，实滥觞于明代以来广泛流传的“武松文化”.它使得相貌魁伟、刚强侠义的武松二哥形象以及恰成反衬的武大郎形象深入人心，导致“大哥”成为避讳，“二哥”成为社交尊称。这其实也是一种“英雄崇拜”的结果。但家庭内兄弟排行“大哥”“二哥”俱全，说明此前亲属称谓已经定型。河北清河县也有此语言现象，属武松文化的正常延伸。但天津尊称“二爷”“二哥” 却与武松文化无关，其历史渊源是“拴娃娃”民俗。而今此种语言习俗已呈衰微之势。

常言道“入乡问俗”.各地有各地的乡风民俗，体现在语言上，就会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语言或曰民间语言。钟敬文先生主编《民俗学概论》第十一章专论民间语言，谓“民间语言是一种民俗现象”,是“民众习俗的一部分、民间文化的一种”,“民间语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民俗，而且它还记载和传承着其他民俗事象”. 并且该书将称谓语作为常用型的民间语言对待。近几年随着旅游文化的升温，各地相继出现了民俗文化热，例如山东人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语言现象就不断被媒体和书籍炒作。其实这种民俗语言现象的的根源是在敝乡阳谷县，或者说是盛行于阳谷。那么该称谓是怎样形成的？在山东又有怎样的地域扩散？全国其他地方有无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社交民俗语言？其深层原因又是什么？既为民俗语言，则只能向民俗文化层面寻求答案。

一、阳谷尊称“二哥”讳称“大哥”习俗及其民俗文化内涵

阳谷有一种传统民间习俗：出门在外，遇到年龄相当的陌生男子，要尊称为“二哥”,而不许称“大哥”.我小时侯在老家赶集，集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请求让道的，问事问路的，人群中便不时传来这种带有尊敬、客气和祈求语气的“二哥”称呼。推车儿的，挑担儿的，要想请人给自己让路，只须一句话：“借光啦二哥！”如果挑副油挑子，就更简单了：“碰身油啦二哥！”--这时别人不让也得让，谁愿碰身油呢？如果是问事或者问路，那得先喊声“借光啦二哥”,然后再询问，例如：“借光啦二哥，木料市儿往哪走？”一声“二哥”,显得客气而亲热，别人听着舒坦，自己的交际目的也就达到了。相反，如果称人家“大哥”,交际目的达不到，恐怕还会遭来白眼。大家看，这不是一种很有趣的方俗语言现象吗？但是，阳谷人在一个家庭之内，老大、老二……兄弟排行好几个，亲属称谓方面却是“大哥”“二哥”“三哥”等俱全，仍是以“大哥”为尊，而不必避讳。可见出门在外称人家“二哥”,已与家庭中的兄弟排行无关。该“二哥”既已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它就变成了社会称谓。再进一步限定一下，它应该属于“社交敬称”之列，专用于陌生男子间交际时的礼貌敬称。由于这种社会称谓尚带有亲属称谓的影子，语言学上又称其为“拟亲属称谓”或“类亲属称谓”.

阳谷这种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社交民俗语言现象虽相沿已久，但谁也不知起于何时；至于为什么称“二哥”不称“大哥”,阳谷人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小时候对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感到奇怪，遍询老人：为什么到外面非得叫人家“二哥”,而不能叫“大哥”呢？初时老人们不告诉，只神秘兮兮的说：“‘大哥’是孬话。” 或者确切点说：“‘大哥’是骂人的话”.问急了则说：“大哥是王八！”再问：“二哥呢？”答曰：“二哥是兔子。”这种解释真是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说还好点，越说越糊涂。王八、兔子都是动物，王八固然遭人厌恶，但并没有任何的民俗传说能够说明兔子的高尚和受人尊敬啊？所以，“大哥是王八”似乎还能与讳称“大哥”贴点谱；但“二哥是兔子”的说法，与“二哥”之成为社会尊称，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民俗语言必定有其得以形成的民俗语源，只是时间一久，其语源和真相被埋没了而已。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除了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外，还要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及人们的观念认识等各方面的影响。因此阳谷人尊称“二哥”讳称“大哥”这种现象，不行于家庭内部而行于社会外界，一定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外在原因所致。思来想去，能够影响阳谷民风民俗的文化，最明显的莫过于以景阳冈打虎英雄事迹闻名天下的好汉武松的故事了。武松故事自诞生以来，不断被人们加工演义、敷展铺张，通过小说、戏曲、曲艺等各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而得以广泛流传。武松故事以及由其演义而来的诸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武松文化”.而“二哥”尊称的出现，就与武松文化有很大关系：

而最值得一提的则要推好汉武松武二哥了。相貌堂堂、勇猛英武、刚强侠义的武二哥的形象，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而大哥--武大郎，外号“三寸丁谷树皮”者，那副猥琐的形相，那种懦弱的性格，实在为人所不齿。所以人们渐渐以“二哥”为日常交往中的尊称，而不再称“大哥”,称“大哥”那简直等于是骂人。可见“二哥”之称非出偶然。（剑艺、 福为：《陌生人交际的礼貌称谓》，《语文建设》1996年第6期）

而这一见解，其实早在八十年前就有人谈到了。民初有位名士叫尤半狂，是着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在1926年《红玫瑰》第6卷第26期上发表一篇随笔，题为《俗语噱谈》，开宗明义即说到：

前在皖北，有鲁人某君，在省候补，人极戆直，友人则背呼之曰傻瓜。纳妾甚艳，友朋每以为谐谑资料。我人见之，喜作笑脸，长揖而尊之曰大哥，某必艴然谓：“谁和你胡闹？”旁观者不解，辄谓：“某君太不讲理，人家这样客气，你却以为胡闹。”不知“大哥”二字，适得鲁人忌讳，在笑谑时称之，不啻詈为“忘八”.盖鲁人有俚语，谓：“大哥是忘八，老二是好汉。”为中下等人所流传，此语由来已久，或谓即由于“水浒”之武大武二。故鲁人见人以戏谑态度，呼之为老大哥，必勃然云。（见袁进主编：《闲者的盛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44页）

该文以具体生动的事例证明尊称“大哥”乃“鲁人忌讳”,如同骂人曰“忘八”（ “忘八”为“王八”旧写，过去同音），并且引出了“大哥是忘八，老二是好汉”一句山东俚语。同时又谓此种习俗“由来已久”,并推测“或即由于‘水浒’之武大武二”.只是作者不知这位“某君”具体为山东何处，只得笼统谓之“鲁人”,说不定正是阳谷、聊城一带人呢？不管怎样，有了这样确凿的书面文献证据，我们可以下一个更加确切些的结论了：阳谷“二哥”系导源于“武松文化”!

二、阳谷“二哥”尊称的形成年代及“武松文化”的历史渊源

我们既已认定阳谷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习俗导源于“武松文化”,据此便可对它的形成年代加以推断了。我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上限是--明朝中后期，而不会更早。因为“武松文化”又来源于“水浒文化”,所以“二哥”尊称的形成必定是在水浒故事广泛流传之后。我们知道，水浒故事虽然发生在宋朝，但正史中只有极零星的一点记载，而主要是通过民间文艺形式加工创造而得以广泛流传的。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有关水浒故事的话本和杂剧，明初施耐庵、罗贯忠对先前的水浒故事进行了集大成性质的加工扩充和再创作，完成了不朽的鸿篇巨制《水浒传》，从而使得“水浒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水浒传》中有关武松的故事共有十回，俗称“武十回”,在书中可算重头戏，成为武松文化的重要蓝本。

明中叶，又有一位大戏剧家沈璟（1553年-1610年），把武松的故事专门演绎为一部传奇，名叫《义侠记》。在原水浒故事中，武松本来已成为一位响当当的英雄好汉了，沈璟的《义侠记》更使武松“义侠”的称号名播天下。因为中国人历来崇尚“义”字，某类人物如果被冠以“义”字，那无疑是至高的褒奖。正如宋·洪迈《容斋随笔·人物以义为名》所说：“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武松被塑造成为一位集“义”“侠”为一体的英雄好汉，自然成为日常生活中备受人们尊崇的偶像。还值得一提的是，明中叶又出现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金瓶梅》，它是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无疑又扩大了武松故事的影响。

清代乾嘉以来，京剧大盛，渐获国剧之名。京剧演义武松故事的剧目，仅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记载就有：《武松打虎》（一名《景阳冈》）、《武松杀嫂》（一名《挑帘裁衣》）、《狮子楼》、《武松打店》（一名《十字坡》）、《安平寨》、《快活林》、《鸳鸯楼》、《蜈蚣岭》等多部。该书还提到，着名武生盖叫天将全本武松故事合演，名为《武松》或《武十回》（源于《水浒》中武松故事共十回）。其他演绎《武十回》的戏曲曲艺形式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而在山东不能不提到山东快书这种曲艺形式。山东快书确切渊源已不可考，有传说谓早在明万历年间，山东临清落魄武举刘茂基赶集赶会，就敲着瓦片演唱武松故事。一般较为确切的说法，清道光十九年（1839）傅汉章在曲阜林门会演唱武松故事大获成功，迄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了。此种曲艺形式本无确定名称，历史上因多演唱武松故事而称“武老二”,快书艺人则称“唱武老二的”“唱大个子的”.总之，《武松传》一直是山东快书的看家作品。

这一切表明，“武松文化”自明朝中后期以来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而使得刚强侠义的好汉武松，以及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等，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学人物形象。而反过来，“武松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又必然会对民风民俗产生某种影响。正如清代着名学者钱大昕在评价通俗小说作用时所说的那样：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喜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 ）

钱大昕把小说称为“教”,且认为其教化作用及对世俗的影响比儒释道三教“更广”,虽然他更多是从坏的方面强调这种作用的。不过客观来看，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化对世俗的影响和教化，主流方面还是积极的、正面的，人们对善恶美丑还是有较一致的取舍判断标准的。文艺作品塑造的某些英雄人物，可能成为人们仰慕的偶像和效法的榜样，而有的人物形象则可能成为人们讥笑和鄙夷的对象。比如武松的形象，《水浒传》描写是“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力气”;而武大郎却是“身不满五尺，面貌丑陋，头脑可笑”,“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三分像人，七分似鬼”,诨号“三寸丁谷树皮”.性格方面，武松有“英雄”、“好汉”、“义侠”之美称，有“景阳岗打虎”等壮举，其刚强侠义自不必说；武大郎则生性懦弱无能，终致其妻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使其成为戴绿帽子的“王八”,并最终而死于非命。武松、武大郎弟兄的形象及相关故事，被艺人们搬来演去，自然会影响到民风民俗。文艺作品中的武二哥虽然原籍清河县，本不是阳谷人，但武松成名在阳谷，景阳冈打虎、杀嫂、斗杀西门庆这类重要事迹，又都是以阳谷县为背景的，所以走遍全国各地，人们提起武松，往往首先与阳谷联系起来。就连领袖毛泽东1956年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示都说“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基于此，所谓“武松文化”首先会对阳谷的民风民俗和民俗语言发生深刻影响，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了。如此以来，阳谷人在社交称谓方面，形成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语言习俗，不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吗？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一些语言习俗中看出来，比如歇后语“武松打虎--一举成名；武松斗西门庆--扔出他去；武大郎的身子--不够尺寸；武大郎卖凉粉--人软货也打颤；武大郎开店--比自己高的不要；潘金莲给武松敬酒--别有用心；潘金莲熬药--暗中放毒”等等。这足以证明通俗文化对世俗和语言的影响和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说阳谷尊称“二哥”习俗的形成，是在武松文化广为流传后，其下限是清朝中前期，其上限是明朝中晚期，而不会再早。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武松文化影响到社会称谓，为什么没有影响到亲属称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历史发展而言，在所谓“武松文化”形成之前亲属称谓已经定型了，家庭内部“大哥”“二哥”“三哥”等称谓已经俱全。而这也可以作为断定社交尊称“二哥”的形成不会太早的证据之一。

三、阳谷社交尊称“二哥”在山东的地域扩散

下面我们再辨析一下所谓“山东人尊称‘二哥’”的说法。首先，这应该是外省人听到山东个别地方尊称“二哥”,未加详辩而以偏概全的笼统说法，因为山东“二哥”尊称并没有普及到那样的程度。但既有这种笼统说法，也就有了在整个山东范围内随意追寻“二哥”源头的做法。历史上行二的名人诸如孔子、管仲、秦琼等都曾被作为“二哥”来源的猜测对象，但却又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假如跟孔子和管仲有关，他们都是春秋时人，那么该称谓应该很早，再说在他们各自的家乡却并没有这样的称谓；秦琼故事流行更晚，他是济南人，济南却没有这样的称谓。所以只有武松文化才能成为山东“二哥”称谓的真正根源。

山东人“见面叫二哥” 之俗，着名民俗学家山曼先生亦曾有专门论述，兹节引如下：

在山东，见了素不相识的男子，和他打招呼，开口要称“二哥”,而不

是象在别处那样叫“大哥”.

这种习俗的来源，并不象有根有据的学术问题那样，可以确切作答，所

有的，只是有趣的传说。

说来也凑巧，有两个家喻户晓的山东人，在自家兄弟中都是老二。这两

个人一文一武：文的是儒学创始人孔丘，武的是《水浒》小说中人物武松。

孔丘因为后来被尊为圣人，没有人敢再直呼其名，世上只知有孔子，除了个别年代称他为“孔老二”,大多时候总叫他“孔圣人”,而且，他的大哥是怎样的人物，也没有人知道，因此，山东人见人叫“二哥”和孔圣人的关系比较淡，只有文人们作这样的附会。

武松虽是个虚构的人物，但他的言语行为处处合山东大众的脾味，因此

在山东人的心目中，他比活人更有生气，称名道姓还不足以表示和他的亲近，便象称呼自家兄弟那样，叫他“老二”,喊他“二哥”.因为和他相亲相爱，

便离开《水浒》的本本，更编了许许多多说书的回目，敲两片梨花板说起来，直令山东老乡废寝忘食，搞得说书也不叫“说书”,叫做“说武老二”.人们是那样崇爱武松，却并没有认识到，武松的高大形象，在不少方面是靠他的兄长武大郎的反衬而成立的。在武松成为英雄而深入人心的同时，武大郎作为一个其貌不扬，言行缺少英雄气概的男子，也被人牢牢地记在了心中。日久天长，这兄弟二人强烈对照的形象，在山东男子汉中就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叫“大哥”,心中浮起的是武大郎的影子，叫“二哥”精神上升起的是好汉武松的豪气。

既然这样，见了山东的朋友就响亮地喊他一声吧：

“二哥！”（山曼：《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页）

这段文字通俗而精彩，考辨可谓精到：列举了孔子和武松作为“二哥”尊称的来源，同时认为孔子之说是文人附会，而最终定位于好汉武松身上。这无疑是卓见。但“随俗当个山东人”,“在山东，见了素不相识的男子，和他打招呼，开口要称‘二哥’”,却与前引《俗语噱谈》笼统谓之“鲁人”之称谓一样，定性过宽，难免使外省人将“二哥”尊称笼统地当作了整个山东的民俗语言现象。

那么是否山东省除阳谷外，别处就没有这种“二哥”尊称呢？也不是的。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形成后，就纵向而言，它具有历史传承性（当然也有变异性）；就横向而言，它又具有地域扩散性或曰流布性。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社交习俗，发源地固然应该首先断定于阳谷，但它形成后不会凝滞不动，而是迅速向周边地区发生地域扩散，所以鲁西的聊城、莘县、东阿等县旧时均有此称，至今老一辈人，尤其在较为偏僻的乡村中，仍在使用。早些年听说青州一带曾有此称，只是未审确否。除此之外，山东其他地方这种称谓则罕见。

相比之下，山东有的地方，如鲁西南的滕州、梁山、曲阜等处，不仅不以“二哥”为尊，反倒有意回避它，因为它容易使人联想到本地方言中男性生殖器的隐语--“老二”.因此， “而在鲁东南地区，见面须称‘三哥',俗以为’大哥王八二哥龟，就数三哥是好人‘.” （山曼：《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页。）那为何会有尊称“三哥”之现象呢？此处我们不妨试予揭秘：这里的王八、龟都不是指水中动物，“大哥王八”指武大郎戴绿帽子已如前述，“二哥龟”就是指男性生殖器。《水浒传》里“王婆贪贿说风情”那段，王婆给西门庆说要把潘金莲勾搭上手须具备五个条件，第二件就是“驴儿大的行货”,西门庆回答说“第二，小时候我也曾养的好大龟”.《金瓶梅词话》第二回把这段吸收下来，到六十九回又写道：“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纪，正是当年汉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药养龟。”原来，“龟”指男阴，也是于古有征的，山东方言“老二”又有指男阴的隐秘意义，于是就有了“二哥龟”之说。看来在鲁东南等好多山东方言里，“大哥”“二哥”都是避讳，算来算去“就数三哥是好人”,于是这些方言“三哥”成为社交尊称。唯独阳谷及周边方言，“老二”虽同样有指男阴这项意义，但最终没能战胜打虎英雄武二哥的力量，乃至使“二哥”成为社交尊称。这恰从另一方面说明：笼统把“二哥”当作整个山东地区人们的社交尊称，是不符合实际的。

四、河北清河、天津等地社交称谓尊称“二哥”习俗及其文化成因

那么山东以外是否也有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语言现象呢？管陋所见，河北清河、临西一带及京津一带即有此俗，只是形成的缘由不一。对清河、临西此俗之由来，南杉曾做过专门说明：

外地一般以“老大”为尊称，而河北省的许多地方，如清河县、临西县这一带则不然。这一带习惯以“老二”为尊称。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对男性的称呼上，如二哥、二叔、二兄弟、二大爷等等。如果称呼别人“大哥”、“大叔”等，不免会招人白眼，甚至惹人生气。

这种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说起来话长。原来，《水浒》中梁山好汉的故事，在这一带流传得既深又广。清河是武松的诞生地，武松老家所在的村庄，全村皆姓武，据说是武松的故居。而与之一县之隔的山东阳谷县的景阳冈，则是他“打死山中虎，从此威名天下扬”的地方，至今遗迹尚存。武松身材魁伟，武艺高强，见义勇为，勇猛无比。他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夜走蜈蚣岭，智取二龙山等等，是妇孺皆知的。因为他排行老二，所以人们习惯称他“英雄好汉武二郎”.而武松的哥哥武大郎，则是一个世间少有的窝囊废。他身材矮小，懦弱无能，胆小怕事，终日受气。关于武大郎，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歇后语。久而久之，武大郎和武二郎的典型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根：一个是无所作为的人物，一个是英雄好汉。所以，一些争胜好强的人都自比“老二”,即使一般低能的人也不愿与“老大”为伍。与陌生人搭话，称“二哥”、“二叔”一类，被认为是对人家的尊重，而称对方为“大哥”,被叫的人则认为是受了污辱。

现代，一些新称谓时兴起来。不过，这些地区，在年岁稍大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在乡下，大都还是喜欢别人把自己唤作“二哥”、“二大爷”.（南杉：《尊称“老二”》，《燕赵晚报》2008年6月18日）

文章列举了以“老二”“二哥”为尊的习俗，也将起因推至武松、武大故事，说明同属“武松文化”系列。清河县既在文艺作品中作为武松的原籍，自然而然也会受到武松、武大传说影响，与阳谷等地的习俗同属“武松文化”系列。这也证明了尊称“二哥”讳称“大哥”习俗与“武松文化”相关联的正确性。

此外在天津一带也有尊称“二哥”的现象。《新浪网》2006年 5月18日发布一位无名网友文章，作者是外地人，来天津后发现了这一现象：

这天津老爷们儿忌讳管他叫“大哥”,你要是在天津问路这样问：“大哥，和平路怎么走？”没人理你。这在其它地儿再普通不过了，见着男的叫大哥有什么错，难道叫小弟不成？非也，呵呵，非也呀。天津人这“大哥”的意思可有点惨，那是“王八”,哈，这回明白了吧，你说你在大街上管人叫“王八”,人能理你嘛，不揍你那是给外地人留面子。那你要问了，那怎么叫呀，告诉你啊，叫“二哥”,尽管这人不一定行二，哪怕他就是个独苗儿，那也是直接叫“二哥”,没错儿。不过啊，需要说明一下，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

至于天津旧俗为什么讳称“大哥”,该文作者给出的答案竟然也是“大哥”是王八！显然这一解释带有道听途说的性质，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对此，笔者曾专门发邮件向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天津市语言学会秘书长谭汝为先生求教，兹将谭教授之答复邮件照录如下：

京津地区旧时饭馆旅店对前来食宿的男性顾客尊称二爷，却讳称大爷。典型者为茶房、伙计、店小二之类在与前来的客人打招呼时，必称“ 二爷里请”、“ 二爷您用点儿什么”之类。社会交往中，亦尊称成年陌生男子为二哥，却讳称大哥。例如天津小贩在兜售时，爱说：“ 二哥吃菜瓜，酸甜的。”究其原因，诚如阁下所言，盖因山东好汉武二郎为响当当的英雄，而其胞兄武大却因妻子秽行而窝囊被害，成为遭人耻笑的人物所致。

天津旧时民俗，妇女婚后无子，则到娘娘宫请回一个泥娃娃，称为“娃娃大哥”.出生头胎男孩后，则排行为老二。老二、老三对娃娃大哥必恭必敬，尊之为兄长且辈辈相沿。数十年后，逢年过节，连老二老三的子女也对娃娃大爷叩拜行礼。我幼时曾看到邻居家的娃娃大哥留两撇小黑胡，衣着长袍马褂，戴着红顶瓜皮帽，端坐在玻璃罩子内的情状。五六十年前，天津土着各家各户的长子却屈尊降为老二，而老大行第却专属泥偶，盖因招来弟弟而功莫大焉。不知山东可有此民俗否。这是旧时天津卫社会称谓中习于面称老二的又一条原因。

谭汝为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语言学家，有民俗语言方面的专着《民俗文化语汇通论》问世，力倡语言学和民俗学研究的结合与贯通，重视“民俗语言与民俗文化的关系”.（ 谭汝为：《民俗文化语汇通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因此其解释应该是信实可靠的。据此解释，天津尊称“二哥”而讳称“大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武松文化影响，二是当地拴娃娃的民俗所致。不过我认为，这两个原因，武松文化应是外因，拴娃娃民俗才应是真正的内因。与阳谷大为不同的是，天津不仅社会称谓不称“大哥”,其亲属称谓也不称“大哥”!因为其兄弟排行根本就没有老大，长子出生就是老二，老大竟是那位泥娃娃！这种现象推广到社会上，社交中也就尊称一般男子为“二哥”;旧社会京津地区尊称男子统谓“爷”,于是天津就尊称陌生男子曰“二爷”. 这在全国来讲都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民俗现象！所以武松文化对天津“二哥”尊称即便有一点影响，也只能算是一种晚起外因，其拴娃娃民俗才是根源。

谭先生所说天津拴娃娃民俗造成的尊称“二爷”现象，又在前辈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那里得到印证，老先生有一段单口相声《娃娃哥哥》专讲此事：

解放以前，天津跟别处不一样，起先天津人见了面儿不称呼同志，称呼什么？称呼“二爷”!这“二爷”是迷信。不管行二不行二，姓什么搭上什么姓，不搭上姓就叫“二爷”,这位准不反对，“爷爷爷爷……”您叫他一个“二爷”,他还您一连串儿的“爷”,打心里爱听这“二爷”俩字。那位说：“这不对，这不是迷信；叫’二爷‘这是恭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你恭敬人，人就恭敬你呀！”不对，您不信，挪个地方就不成啦！离这儿二百四十里--北京，不管谁，您要称呼他“二爷”,他行二成，要不行二呢？不行二当时就翻脸：“啊，你怎么瞧出我是行二？胡说八道的，我是大爷！” 这位不明白：“我称呼你是好话，怎么翻脸啊？” 这“二爷”呀到天津是恭敬人，到北京就不是好话。怎么哪？报告您哪：在旧社会时候，这“二爷”是跟班儿的--底下人，伺候人的那个才叫“二爷”.到北京得称呼“大爷”.

到天津二爷怎么是好话哪？到天津“二爷”就是大爷。天津是从二爷、三爷往下数，没有“大爷”.“大爷”哪？？“大爷”是“娃娃哥哥”.“娃娃哥哥”就是泥人儿啦！就是“拴”的“娃娃”呀！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拴娃娃哪儿都有哇，旧社会的迷信，哪儿都有拴娃娃的！”是啊，哪儿都有拴娃娃的，可哪儿也没有咱们天津厉害，天津对于这个特别盛行，差不多家家都有“娃娃哥哥”.这是怎么回事哪？这是娘娘宫老道给造的魔！（《张寿臣表演相声精品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47-48页）

此外，老一辈学者涂宗涛先生亦曾对拴娃娃习俗对天津“二爷”尊称习俗的影响作用做过相关说明，可与前引诸说相互补充和印证。但作者写此文的意图却在于重新认识这种现象的历史成因和文化意蕴。他是读了着名语言学家裘锡圭教授的《杀首子解》后萌生了新想法的。裘先生文章引用《墨子》《列子》等古籍记载，证明我国上古曾有过“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的习俗。于是涂先生便以此为契机，将天津这种民俗现象直接与上古“杀首子”习俗联系起来：

通过以上介绍，才明白老天津“拴娃娃”和“洗娃娃”的习俗，仍保留了上古“杀首子”的文化意蕴。因头生子是要杀了献给神的，“娃娃哥”为神所赐，以之代替头生子，和以俑代替人殉葬一样。老天津人之所以要“洗娃娃”,使“娃娃哥”伴随其一生，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头生子，行二，不能杀以献给神，这样一来，当然就“宜弟”了，而“拴娃娃”和“洗娃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宜弟”.“礼失而求诸野”,解放前四川东部农村的“尝新”祭礼和老天津“拴娃娃”与“洗娃娃”的习俗，仍保留了人类上古习俗的痕迹，可作《杀》的补充。（涂宗涛：《老天津话“二爷”的文化意蕴》，《今晚报》2006年6月20日）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如同将山东“二哥”往管子、孔子身上推一样，未免追溯时限过早；新固然新，表面上也似乎有理，但未免证据不足。上古或远古杀首子而食，听起来未免残忍和恐怖，但确曾存在。此于古籍有征，不少学者及论着谈及此事，另外还有文字方面的痕迹。如“孟”字，《说文》释曰“长”,古指长子，与“伯”同义。其商代金文形体象以器皿盛小孩状，现代学者认为，其字从“子”从“皿”会意，应是将长子放在器皿中烹食的取象。另外，杀首子习俗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普遍有过的现象，《圣经·出埃及记》就有记载。杀首子之俗的出现，献神尝新固是一说；就社会发展而言，它又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男子出于财产继承权等方面考虑，为纯正自己的血统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但是将天津拴娃娃和兄弟排行无老大的习俗与上古杀首子联系起来，就未免牵强了。天津地区产生於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史籍记载的最早名称“直沽”,是金朝设立的直沽寨。元朝设海津镇，明朝时才赐名天津，意思是“天子车驾渡河的地方”.后又设立军事组织“卫”,派三卫士兵屯田，故称“天津卫”.因此将天津这种民俗现象推为上古习俗，缺乏说服力。

天后宫的历史和拴娃娃习俗的历史本身也可证明天津“二哥”尊称不会过早。天后宫俗称娘娘宫，敕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原名天妃宫，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再说拴娃娃之俗，全国各地的方志史料都有相关记载，有时间可考者，基本不早于明朝。拴娃娃所求告的女神叫“送子娘娘”,但各地信奉的送子娘娘非一，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送子观音、金花娘娘、女娲娘娘、泰山娘娘等都被奉为送子娘娘；连天神王母娘娘也被赋予送子之“兼职”.天津没有专门的送子娘娘，但祈神求子却是普遍的民俗和人们的共同心理，于是天津人在观念上就把护海神和送子神混淆了，或者说让海神天后娘娘兼任了送子娘娘的职能，于是天后宫（娘娘宫）也成为拴娃娃的所在。所以天津之拴娃娃，连同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习俗，决不会早于明朝，更不会是上古“杀首子”习俗之遗留。

五、关于一条北京尊称“二哥”讳称“大哥”语料的辩驳

如上所述，张寿臣老先生的相声《娃娃哥哥》提到，旧北京的“二爷”是对下人、仆役的称呼。这与历史事实是相合的。《清稗类钞·称谓类·爷》记述：北京及北方地区，侪辈相呼皆曰“爷”,如果加上姓氏就称呼“赵爷、钱爷”等，加上排行可称“大爷、二爷、三爷、六爷、七爷”等等。 所以在北京，除非知道对方行二，否则是不能称“二爷”的。既不能称“二爷”,自然也就不能称“二哥”.但同样是《清稗类钞》，其《诙谐类·张冠李戴》却有一条语料记载了北京人称“二哥”的一则故事：

京师内外城之街道，有官厅，为汛弁办公之地，受辖于步军统领，俗所称为厅儿上或堆儿上者是也。有兵役，司洒扫，厅前必悬数帽，夏羽缨，冬纬缨。盖兵役时或他出，居守者辄仅一二人，遇步军统领及左右翼总兵并各上级官至，必站班，而仓卒间不能得多人也，则强执途人使立于帽下。所悬之帽本甚低，人行近之，适覆其首，乍观之，不辨其人之是否冒充也。阳湖杨赤玉主政瑜统，在京时，一日，乘车出，至闹市，居守之人语其御者曰：“二哥（都人侪辈相呼必曰二哥，以大哥有所讳也），借光。”于是即顶帽而立，俟显者过，始驾车行。赤玉曰：“此真张冠李戴矣。”

这段文字讲京城外城官厅兵役遇上司显宦前来时须站班肃立，仓促间往往兵役不够，便预于厅前悬垂数帽，临时强拉路人立于帽下冒充，帽子遮住头面，难辨真假。资料年代及这位官员杨赤玉是何许人难以确知。查有关资料，张元济1903年曾聘请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杨赤玉等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这说明杨赤玉是清末民初时人。又《清稗类钞·讥讽类·女知势利》说“阳湖杨赤玉主政瑜统”,杨赤玉籍贯应系江苏人。此次杨赤玉在京乘车外出，其御者（车夫）就被拉了官差，居守之人客气地对御者说了句“二哥借光”,便把他拉到帽子底下了。在此特定语境中，“二哥”显系陌生人之间的交际敬称。括号中的文字本是以小字排的原注，恐人不明白此处“二哥”含义，特加说明。“都人”就是京都之人，“侪辈”就是年齿相当之平辈。照此说来，北京旧俗也跟山东一样以“二哥”为尊了！并且还交代了原因“以大哥有所讳也”.讳什么？却只字未提。这条信息不啻惊世骇俗之言，与通常所认为的北京人以“大”为尊、以“二”为卑（“二爷”是对仆役的称呼）大相径庭了！我们认为二说必有一误，此处北京称“二哥”属孤证，其解说大有问题。就文本分析，官厅差役对突然而至的驾车人称了“二哥”,二人互不相识而与排行无关，这是事实。但由此得出“都人侪辈相呼必曰二哥”的结论却未免武断。我们推测：这位官厅差役如果正好是山东阳谷、河北清河或天津一带人呢？那就是把外地方言带进了京都。这如果无法明辨的话，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这位被称“二哥”的“御者”,不过是一名车把式而已，那么此“二哥”可视为对下人、仆役的称谓，与称店小二“二哥”同理了。总之不能由此得出“北京尊称二哥”的结论，更找不到北京人避讳“大哥”的证据。

六、结语

综上所述，山东阳谷等地尊称“二哥”语言习俗的历史成因是一种“武松文化”,“大哥”避讳的是武大郎。“二哥”尊称滥觞于阳谷，并在其周边地区扩散，但并没有扩散至山东全境。河北清河县等地亦有此俗，则是“武松文化”的正常延伸。天津尊称“二爷”“二哥”的历史成因是“拴娃娃”民俗文化，“大爷”“大哥”避讳的是那位泥娃娃。而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阳谷还是天津的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现象，都在日渐衰微，社交称谓习俗已开始向以“大哥”为尊的主流文化看齐。老派的人虽仍维持旧称，但新派的年轻人已较少使用或不知道了。这里面有开放交流、主流文化影响和计划生育等多种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活、语文生活的一体化和现代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因而这种习俗，今天看来渐已成为“旧俗”,再过多少年，恐怕更是趋于湮灭了。而本文的写作，对这类特殊民俗和语言现象，正带有某种发掘整理或抢救性意义；同时从文化和学术的角度进行考索，力争将其真相予以澄清，给后人和学界一个相对满意的答案，期免“扑朔迷离、一团乱麻”之叹。治学有大题小做、小题大做二途，本文自属后者，故不避繁琐考据之嫌。初稿早成，多年思考，反复考订，不敢自是，公诸同好，敬祈方家是正。

（本文初稿是因2006年阳谷县城迁址千年所草急就章，时任百灵网总编的布茂发君颇赏之而挂于该网，引起反响且被转引。而我则不满意，然忙于他务未惶细订。2010年“近现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仓促增修以助阵势，然过后又一搁至今。今下决心详加订补，稿成又蒙乡友山大历史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教授是正并鼓励。是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