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中国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末。
当时，蒙古铁骑纵横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子孙建立了统治俄罗斯的蒙古钦察汗(金帐汗)与统治中国的蒙元王朝，则俄罗斯算是和中国有了一些来往。
但这为数不多的一点来往，其发生地主要还是在蒙古地区。
严格地说，俄罗斯族人与中原汉族之间，还互不知晓对方的存在。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煊赫灿烂的大明王朝，将元朝蒙古贵族远驱大漠。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俄罗斯人更加对中原汉族一无所知了。
一百多年后，即1480 年，俄罗斯摆脱蒙古人的统治，才从流传于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里知道了文明富饶的大中国的故事，心向往之而身不能至，油然而生敬意。
有意思的是，15世纪初，俄罗斯人在按照自己心中的想象，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东边建立了一个繁荣的集市商业区，将之称为中国城。该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1525 年，俄国学者格拉西莫夫提出了开辟东北新航路设想。
他的设想是从欧俄兆部沿海岸东航，驶过北冰洋，经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航达中国。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断有俄罗斯学者通过向英国、荷兰的航海家求教，寻找和探索前往中国的最佳路线。
到了1616年，俄国西西伯利亚重镇托博尔斯克的军政长官派出托米拉彼得罗夫使团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到达了叶尼塞河河源地和乌布苏湖，打通了鄂毕河上游与叶尼塞河上游的联系，进入了蒙古高原西北部的萨彦岭地区，俄国人遂有了经西西伯利亚、蒙古西北部来到中国的可能。
1618年5月，沙皇以伊凡.佩特林为正使，安德烈.马多夫为副使，加上皮亚图卡.基热洛夫、尼古拉祭夫等二十四人，组成俄国考察队，从托木斯克动身，前往北京。
佩特林通晓俄蒙双语，他以为，中国人使用的语言就是蒙语，到了中国，自己和中国人在语言交流上完全没有问题。
后来的事实证明，佩特林的想法错了，彻头彻尾地错了。
佩特林归国后撰写了一部《见闻记》，详详细细地记述了此行的路线。
现在，有些世界史学家把《见闻记》的地位拔得很高，将之称为俄国的《马可.波罗游记》。
按照《见闻记》的记载：考察团一行从托木斯克乘马出发，大概走了十二日，到达了吉尔吉斯地区；接着骑行六日，到达阿巴坎河；又骑行九日，到达克姆齐克河；再骑行三日，到达一个大湖(即乌布苏湖)；沿注水入湖的特斯河走十五天，到达了该河上游，遇到了阿勒坦汗。之后，他们在蒙古地区旅行考察了四十多天，经过了许多诸侯王公的领地兀鲁斯和个别称汗的汗国，最后从板升城进入中国明朝领地。
板升城即现在的呼和浩特，离开了呼和浩特，佩特林一行进入明境，先后经过张家口、宣化、怀来、南门、昌中等城市，顺利抵达他们所称的大中国城——北京。
《见闻记》的大部分篇幅是记述在中国沿途见闻的。
里面写，他们一行经过克里姆林城墙(即长城)进入了中国。
中国人连比带划地告诉他们，中国人不惜花费巨大的人物、物力、财力建造这条从海边延伸到布哈拉的长城，是因为这里有两个国家，即中国和蒙古国。两国之间以长城为界。城墙上筑了很多城楼，是为了敌人一旦逼临边境，明军便在城楼上燃起烽火；使人们在城楼上和城墙上各就各位防守用。
《见闻记》把怀来城称为“中国的亚尔城”， 佩特林以钦佩和景仰的笔触写：城墙是用石头筑的，雄伟高大。在每个城楼和城门上面，与前面几个城一样，有大炮、小型火器和卫兵。他们使用石头炮弹，炮弹比人头大一些。城门又宽又高，门板也是包铁的，门上密布乳钉。
佩特林之所以钦佩和景仰，是因为当时的沙俄还比较落后，其国内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
佩特林并不知道，他所看到的“比人头大一些”的“石头炮弹”并不是纯石头制成的炮弹。那个时候，明朝的科技发展是居世界前列的；中国的落后，那是清王朝康熙、乾隆以后的事。佩特林他们看到的，其实是球状铁质爆炸炮弹，只因其见识有限，将之想象成了石头炮弹。
1618年9月1日，佩特林等人在大中国城（北京）里得到了明朝官员的热情接待，被安置在宏大的国宾馆里(可能是会同馆南馆某所)。.
佩特林等人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四天。
佩特林似乎已把一生的记忆浓缩入这四天时间里了，不厌其烦地描述北京的各处景物、各种细节。
的确，能在那个时代来一趟北京，足够他吹一辈子牛逼了。
佩特林吹牛说，大明皇帝居住的大中国城建于平原，是座石城，呈四方形，非常之大。其四面环河，名叫御河。御河流入红海(指渤海湾)。从大中国城到海边有七天行程。而骑马绕大中国城一周，也需要行走四日时间！
又说，每个城角和每面城墙中部都有高大的城楼。城楼有镂花檐板，漆着各种颜色。城楼上和城门上都有大炮和炮弹。并有二十来名士兵守。
佩特林是这样描绘紫禁城的——大中国城里有一座磁铁城，这是皇帝居住的皇城，皇宫位于磁铁城中心，宫殿顶部金碧辉煌释。
尽管佩特林写得绘声绘色、身临其境，但后世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佩特林本人实际上并没到过北京城，他所写的一切，不过是“李白梦游天姥山——全靠想象。”
的确，查《明神宗实录》专门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 七月至十一月事的卷572至576，都没有俄罗斯使团来华的任何记录，哪怕是蛛丝马迹，都纤毫不见！
这件事儿，是有些蹊跷。
不过，《见闻记》里面也说了，佩特林他们在北京停留时间虽然只有四天，并且没有见到中国明朝皇帝，但返程里，明朝官员交给了他们一封由中国明朝皇帝写的书信！
既然有当时中国明朝皇帝——万历皇帝写的信，那么，信上写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佩特林说，这封信是万历皇帝致俄国沙皇的国书，带回国后，由于国内没有人懂汉语，所以无人知晓，将之束之档案馆的高阁之上了。
也就是说，在佩特林的有生之年，他都不知道万历皇帝的书信上写的是什么，该书信一直
躺在档案馆里。
那么，现在的俄罗斯历史档案馆里还有没有保存着这封书信呢？
没有了。
苏远东科学院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记载说，这封信于1675年被译出，之后中文原本便亡轶了。
实际上，经手译这封书信的人是俄国外交官、翻译官斯帕法里。
斯帕法里于1675年准备访问中国，这一年，万历皇帝已经去世55年，明朝也灭亡了31年了。
斯帕法里请了两批翻译人员，才把这封国书译成俄文。
当时，找不到既懂中文又懂俄语的人。
那这封所谓的国书怎么译得了？
原来，欧洲有一门各国通用的语言——拉丁语。
斯帕法里是让懂中文和拉丁语的人先把国书由中文译成拉丁语；然后再让懂拉丁语和俄语的人把国书由拉丁语译成俄文。
不难想象，经过双重转译之后的文字，也许意思已经和原文相去甚远了，可惜，斯帕法里却把原书信弄丢了，难怪后世史学家对这封书信的真假存疑。
而最乌龙的是，斯帕法里又在日期问题上弄错了，判定这封国书“写于26年前”，即1649年(清顺治六年)。
康熙十五年(1676年)，斯帕法里等人喜孜孜地拿着这封信的拉丁译本和俄译本来到中国，呈交给当时的中国君主康熙皇帝。
康熙帝命法国耶稣会士南怀仁作翻译。
南怀仁也不懂俄语，他和斯帕法里等人用拉丁语交流，通读了国书的拉丁译本，转译为汉语，全文如下：
中国万历皇帝。有两人自罗斯来。中国万历皇帝晓谕两罗斯人曰：为贸易而来，贸易可也，去后可再来。寰宇之内，尔大君主与朕大皇帝幅员广大，两国之间道路颇为平坦，尔等上下沟通，可运来珍品，朕亦将赐以上等绸缎。今尔等即将归去。再来时，如系奉大君主之命，朕亟盼携带大君主之国书，届时朕亦将报以国书。尔等如携国书，朕即命以上宾之礼接待来使。朕今不便遣使访尔大君主，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今致书大君主，并向尔大君主致意。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尔大君主处，朕当遣使者前往。朕身为皇帝，依本国习惯，既不便躬亲出国，亦不允本国使臣及商人出国。
斯帕法里说这封信写于清顺治六年，但信中反映出的却是明朝万历皇帝，康熙皇帝对这封书信当然不肯认账了。
则《见闻记》中的记录是否属实，也只能继续存疑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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