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富比拍品苏轼《功甫帖》钩摹石刻考辨（下）

黄鸿奎 黄 超

六、家藏石刻是辨证“拍品”真伪的祖刻母本

清嘉庆五年（1800），黄易、钱泳为江元卿收藏的《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双钩上石，揭去《功甫帖》的神秘面纱。

黄易、钱泳清乾嘉时期金石大家。一生精通金石碑版之学，对金石碑版的研究赏鉴造诣极深，所与交流者皆当时名流。如，翁方纲、刘石菴、铁保、阮元、粱同书、毕沅、江德量、永瑆、吴杜村等不可计数。钱泳以双钩缩临精镌碑版著称。有缩临小汉碑、集各种小唐碑行世。其一生所刻碑帖数量之多、品类之盛、当时影响之大，有清一朝无人能出其右。原作墨迹无存，由黄易、钱泳摹自真迹的《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石刻”，堪当辨证“拍品”的唯一母本。

仍需指出，“梅溪先生历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间，为诸候宾客者二十余年。喜金石文字，工隶善画，“刻成亲王、刘石菴、铁冶亭诸家法帖”。（参见《清诗纪事》七五七八页）。自云：“生平游历六、七省见有一才一艺者无不默识其人，而于书画一道尤为留心，见有佳札辄为之上石”。钱泳精于赏鉴。自云“苏文忠书余所见不下十余种，真伪参半”。于前人刻东坡法帖,真、赝、优、劣立判分明。梁同书跋钱泳《缩临唐碑》云:“梅溪（钱泳）洵解人哉，东坡有骨、肉、血之说。予释之曰：骨笔也，肉墨也，血贯骨肉之间气也，梅溪秀骨天成，风神绝世，再加意于墨法，当更得右军灵和之致，何如、何如！”由梁同书赞誉钱泳双钩刻艺之精湛。管窥钱泳于东坡书风，骨、肉、血神会何人能及。钱泳双钩“苏轼画竹别功甫九字”可得东坡书风神髓。

论“石刻”钱泳镌刊的“跋文”，“是本为黄小松司马江君元卿属余双钩”。“属”同 “嘱”，是钱泳对黄易尊崇与自谦之词。想黄、钱二氏，工书善画，兼具画家和金石大家的双重身份。双钩苏轼别功甫九字，有江氏墨本可据。怎有改写、误刻九字一笔一画之虞。江元卿工诗善画，精于赏鉴。倘若，黄易、钱泳双钩有误，又怎能不察九字笔法、笔势、笔意当否。东坡墨迹、吉光片羽。有黄、钱二氏珠联璧合，必当亲操斧斤而镌之，绝无双钩、改写原迹“别”等字笔画、笔法而贻笑大方。毫无疑问，“石刻”苏轼画竹别功甫九字，凝结江元卿、黄昜、钱泳三大名家旨在传承苏轼墨迹原作的结晶。即便“下真一等”，去真一分，仍可与真无异的境界，足可反映苏书风神原貌。黄、钱二氏为江氏上石宋、元、明画竹墨迹一通四方，其中“石刻”苏轼画竹别功甫九字是考证《功甫帖》始源，辨证“拍品”真伪的祖刻母本。

七、《安素轩石刻》中《功甫帖》摹本系从李佐贤著录《书画鉴影》中《功甫帖》翻刻

《安素轩石刻》中《功甫帖》是否根据安岐收藏著录的《功甫帖》上石，关系安岐之《功甫帖》的流传辨伪，顺时序辨证如下：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翁方纲考跋江德量递藏安岐收藏著录的《功甫帖》（以下简称“江本”）以后，翁考“江本”下落不明，目前文献已知的《功甫帖》有两种摹本：

1）.清嘉庆四年（1799）鲍漱芳（1763一I8O7）延聘揚州篆刻家党锡龄制《安素轩石刻》，其卒后由长子冶亭、次子约亭续刻至道光四年（1824）完成。其中，《功甫帖》拓本（同上文简称“鲍本”）现藏上博【15】。（《景苏园帖》中《功甫帖》集成于1892年，根据上博《功甫帖》研究报告系由“鲍本”本翻刻【16】）。

2）.清同治十年（1871）李佐贤著录的《书画鉴影》中《功甫帖》（以下简称“李本”）。

以上,“鲍本”、“李本”是否递藏翁方纲考跋的“江本”，是考辩1790年以后翁考“江本”流传辩伪的关键。

清嘉庆五年（1800）黄昜、钱泳为扬州江元卿上石《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等画竹四方，成石于1800年秋（图一）（同上文简称“石刻”）。真迹只一件，为江氏独有。早于“石刻”一年，同城扬州的鲍氏1799年始刻的《安素轩石刻》中“鲍本”，无有上石的母本墨迹来由可以佐证。

考辨，“鲍本”不同“石刻”的“别”字。1799至1824年完成的《安刻》中“鲍本”，鲍氏何能在1824年之前预用1871年李佐贤著录《苏米翰札》合册中 “李本”的“别”字预刻“鲍本”（图三中、右）。由“别”字判断鲍氏1799年始刻至1824年完成的《安刻》，其中的“鲍本”，既无“石刻”拓本、也无入递藏翁方纲考跋的“江本”上石。翁方纲1808年获得的“石刻”全拓本 （图十六），印证翁氏考跋的“江本”九字与黄、钱二氏上石的苏轼画竹别功甫九字题款相同，足证“鲍本”非据“石刻”拓本、翁考“江本”上石，无可争辩。

“鲍本”翻刻“拍品”：“苏”字草头尖接的牵丝、“鱼”部“点”画的挑锋、“軾”字之“工”部末横叠笔、“谨”字“口”画，横折竖画内挑的锋尖、末横出头；右行“奉”字第四横妄加的牵丝、第五横收笔上挑；“功”字“工”部提画接笔“力”部撇画等。这些笔法特征佐证“鲍本”摹刻“拍品”。从时间上证明：“鲍本”翻刻“拍品”在1871年李佐贤著录《苏米翰札》合册之后怎容争辩。

钱泳的笔记《履园丛话》可为考证鲍氏《安刻》的“鲍本”制作年代座标。《履园丛话》532页 “园林篇”记载：“未三十年侍郎员外叔侄相继殂谢，余每过其门不胜惘惘”。“侍郎员外叔侄”是指江兰与江元卿。这段笔记倾注钱泳与江元卿交往深情的回忆，钱泳殁于1844年。《履园丛话》钱泳自序：“道光十八年（1838年）刻始成”。笔记描叙的“未三十年”、“余每过其门”。从时间上推证，最迟在道光十年（1830年）钱泳仍在揚州，“石刻”为钱泳所镌。倘若，鲍氏《安刻》中的“鲍本”在1824年之前由“石刻”摹刻窜改“别”等字上石岂不贻笑大方。

“未三十年员外叔侄相继殂谢”。考江兰、江元卿卒年。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江平“代奏其父兵部侍郎江兰病故情形事”在嘉庆十二年八月（18O7年）是江兰卒年【3】、【21】。考，江元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题名“为候选郎中江士相……略，原纪年在嘉庆十五年九月（181O年）。另见注释【3】“伯父江兰，病殁京师，侍湯药无懈”。181O年江元卿在刑部任上，知其卒于江兰之后，卒年不详。江元卿、钱泳在世，扬州名公钜卿荟聚。鲍氏，贸然不得在江元卿在世的1810年、钱泳去世的1844年，再前推十四年的1830年之前，“鲍本”窜改“石刻”九字中“轼”“谨”“甫”“别”等字笔法上石为时人诟病在情理之中。

“鲍本”，修改“甫”“别”点画笔法于当时历史背景错综交融。江、鲍为扬州儒商，自古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鲍氏由他途获得“拍品”版本翻刻，改写“甫、别”点画笔法，以别于“拍品”是文人好为立异。翁方纲《苏斋题跋》，校勘钱泳《重摹子昂五字损本兰亭》，文后《赵印考证详於残记卷后》跋文（图十四），记叙鲍氏借刻《兰亭十三跋》的情况，可当诠释“鲍本”改刻“拍品”的笔法隐衷。原文:“前数年,闻谭观察（组绶）以八百金买扬州吴杜村(绍浣)之赵十三跋兰亭卷。后又闻扬州鲍氏从谭借出,为镌于石,鲍亦仅刻赵跋赵临,而不刻前后诸跋,…… ,不足异也。宋芝山为予拓此见寄云“其后王芑孙跋云,云是“鲍氏不欲显其从谭借耳,非果芑孙物也”。此跋，大意记载鲍氏借谭组绶赵子昂兰亭十三跋兰亭卷镌石，断头去尾、不刻前后诸跋。宋芝山为翁方纲寄去的拓本中，王芑孙在跋文中明言：是鲍氏不要显示刻本是从谭组绶借刻。翁氏跋文，从一个侧面折射，刻帖成风之清中晚期，鲍氏改刻“甫、别”点画，不显“鲍本”由“拍品”翻刻，其情形与手法相同借谭组绶赵子昂兰亭十三跋兰亭卷镌石。

翁方纲校勘钱泳《重摹子昂五字损本兰亭卷》在“嘉庆辛未（1811）三月”。《赵印考证详於残记卷后》（图十四）跋文中：“其人姓党（党锡龄），前年在扬州见予题焦山僧壁诗欣然愿刻之石，其刻拙书能肖所以，刻赵书不及刘雨若”。“前年”是1809年，翁方纲来扬州看了党氏摹刻的兰亭十三跋兰亭卷。党氏要为翁方纲刻焦山僧壁诗。1808年翁方纲《有得旧石刻坡公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墨拓本（图十六右），“前年”（1809）翁方纲在扬州，江元卿、钱泳仍健在。故而，我们相信，翁氏既然看了党氏摹刻的《兰亭十三跋》。不可能不看鲍氏递藏翁氏考跋的江德量藏本《功甫帖》、党氏上石摹刻的“鲍本”（“功甫帖”）。扬州古城纵横数里之廓，擅长金石文字考证的翁方纲岂有不访“江园”、“容园”等江氏一族所藏古玩金石书画。翁方纲不可能不亲见曾经两考的《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上年所获东坡画竹别功甫墨拓本原石一通四方、已知江元卿家藏《泼墨斋帖》、由同乡杨景素购得端石刻泉州二王帖等。翁方纲是《功甫帖》历史考证的第一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最早在1809年翁方纲来扬州，鲍氏尚未上石《功甫帖》、也无递藏翁方纲考跋的“江本”。

阮元（1764-1849）扬州人。其两广总督任上篡修的《广东通志》成于道光二年（1822）。通志卷三百三十一《杂录》一记载：“明黄谏谪官广州时,采端刻泉州二王帖,我乡杨景素（1711-1799）【17】为两广总督,得此石,移归邗上（扬州古称）,今在部郎江元卿家”（部郎为刑部员外郎江元卿称谓）。这段文字可以说明：阮元对表家江元卿收藏的了解，江元卿与阮元同辈。阮元祖父阮玉堂娶江春堂姐，江春伯父江承瑞长女。阮元二伯父阮承义夫人是江春侄女。第三代，阮元二十岁（1783）娶江振箕第四女为妇，江振箕字、元韬，其父江洪，是两淮八大总商之首江春堂房兄弟（《阮元年谱》）。乾隆六下江南，江春【18】六次接驾两次在“康山草堂”【19】，“康山草堂”是阮元父亲阮承信舅舅家。江春是阮元外公，江春嗣子江振鸿【20】是阮元表叔。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因老病致仕返扬州定居。道光二十二年（1842），阮元在扬州文选楼设宴款待钱泳、梁章钜。这段记载可以说明，阮元、钱泳扬州名宦耆旧尚在的历史背景下，鲍氏《安素轩石刻》非据“石刻”拓本上石。1843年阮元应召买下表叔江振鸿充公的“康山草堂”。按阮元1783年与江氏结亲，在阮元买下“康山草堂”之前的五十年中，江元卿、江兰、江蕃叔侄父子所居“江园”与阮元外公江春“康山”争胜。阮元怎能不知江氏家族古玩书画收藏甲于江南，怎么能不知表家江兰【21】、江蕃、江元卿“江园”【22】所藏古玩金石书画、石刻《苏轼画竹别功甫》等、怎能不知江氏“容园”【23】藏有《泼墨斋帖》【24】。如皋汪为霖（1763一1822）偶得陈邦彥（1678-1752）缩临颜真卿多宝塔铭。嘉庆七年（1802）汪氏请钱泳于苏州虎丘双钩江元卿同往，钱氏石刻镌“江士相（元卿）陈广宁同观”，显见钱泳与江元卿情投意合的深情。《履园丛话》著录：“吴杜村(绍浣)藏有顾安墨竹余双钩上石赠江元卿员外”，江园、容园钱泳为江元卿刻石多少不得而知，阮元无疑是江氏家族古玩书画收藏的直接知情者。鲍氏即使获得江氏“石刻”拓本，在阮元殁于1849年之前，鲍氏刻本不具备窜改江氏“石刻”笔法，在扬州上石的人文氛围、时代背景。“咸丰中乱”的1856年，太平天国农民军三克扬州。对盐商的打击，江、鲍无一幸免。鲍氏“家藏尽毁”，其中沒有递藏翁方纲考跋的“江本”，由其翻刻“拍品”的“别”等字自证。

“别”字，是辨证“鲍本”制作年代的分水岭。由“苏、轼、谨、别、功、甫”等字考证，“鲍本”制作年代在李佐贤著录《书画鉴影》《苏米翰札》合册的1871年之后，至1892年杨守敬（1839-1915）集成《景苏园帖》【16】摹刻《功甫帖》期间。“鲍本”由“拍品”翻刻的性质毫无疑义。

八、李佐贤《书画鉴影》中《功甫帖》是苏富比拍品《功甫帖》学术辩论的焦点

“拍品”（“李本”），是否翁方纲考跋的“江本”。“流传有序”苏轼墨迹原作的“拍品”，是《功甫帖》学术争鸣引人瞩目的一章。

苏富比《关于苏轼《功甫帖》的研究报告》（同上文简称“报告”）。“报告”不同意上博单、钟、凌三位研究员辨析“拍品”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坚持“苏轼《功甫帖》是一件经清代安岐《墨缘汇观》、李佐贤《书画鉴影》、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近现代张珩《张葱玉日记·诗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中国书画权威著作著录，一致肯定为北宋苏轼墨迹原作的书法作品” 。【31】

分析，“报告”中“拍品”由五大名家著录一致肯定为苏轼墨迹原作的书法作品。

张珩在《张葱玉日记·诗稿》（以下简称《日记》）。《日记》记叙：“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候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值二万元。中间《功甫》、《章候茂异》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壁矣。”

《日记》记载的《功甫帖》是苏轼墨迹原作、还是影印本，辩证有两种争议解读。

“报告”分析：“张葱玉先生在《日记》著作中明确肯定了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是真迹；其次，张葱玉先生高度评价了苏轼《功甫帖》与米芾《苏太简帖》是书中双壁”。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日记》记载的《功甫帖》，张公没有该帖流传、鉴藏的考证；张公所见是安岐著录之帖、翁方纲考跋的“江本”呢？还是李佐贤著录之帖？抑或另有他本。《日记》著录，版本未详，实为缺憾。《日记》：“《功甫帖》才九字，若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壁矣”。这里“若”字释义，是如果，假如。在此处怎么解读，也当是假如的意思。假如《功甫帖》是苏轼真迹，与《太简》为匹真属苏书双壁是比较合理的逻辑解读。“若”字，表示的事物是影本状态下的《功甫帖》，反映张公记叙：“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是此帖客观存在的事实。《日记》记叙的《功甫帖》无论是墨迹本或影本？张公所见是墨本或影本？“若”字，张公没有肯定《功甫帖》是苏轼真迹，“报告”以张公《日记》为论据,更以决断性语气、断语 “拍品”是张公明确肯定的苏轼真迹，是主观抽象的推理。离开了《功甫帖》一稿多本的辨证分析；离开了《功甫帖》五大名家著录有别的史实；离开了张珩《日记》文字记录的《功甫帖》与“拍品”实物的辨证分析。是张公《怎样鉴定书画》指出的：“专靠著录、印章、题跋等等的片面依据”鉴定古书画的范例。

至于徐邦达有无亲自过目鉴定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报告”五、分析两点：1.“既然《古书画过眼要录》（以下简称“过眼录”）。“过眼录”中所记、所录的古书画作品应该都是经过徐先生亲自鉴定过的”。事实大谬不然。李佐贤《苏米翰札》合册中《功甫帖》标注“札高一尺二寸、宽四寸”。而徐公1986年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著录：“功甫帖，小页，尺寸失证”。尺寸失证，表明徐公没有看过《苏米翰札》合册中《功甫帖》；“过眼录”著录的《功甫帖》跋文，徐公抄录《书画鉴影》、且与翁方纲《复初斋诗文集》著录的跋文有多处不同，不一赘述。

“报告”分析2.以徐邦达先生1992年，《故宫博物院》院刊书画鉴定百例，《苏轼《宣德郎刘锡敕草》一页》【35】的署名文章，分析、肯定“拍品”是徐先生在《苏米翰札》合册中曾见的《功甫帖》。徐公著录原文：“曾见赐《宣德郎刘锡敕草》一通，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见之《书画鉴影》卷一○闻今已分拆。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

“报告”1）分析：[“徐先生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已经见过《刘锡敕》，应该还是在《苏米翰札》合册的装裱态见的（合册包括苏轼《功甫帖》、《刘锡敕》，《章候帖》、《道祖帖》）”。“闻今已分拆”]。“报告”2）分析：“徐先生因为看《苏米翰札》四帖时还是合册，所以当听说合册已被分拆时使用了“闻今已分拆”来记叙”，“原来“曾见”《刘锡敕帖》时，是“在《苏米翰札》合册中”。“闻今已分拆”之时已经发生过“曾见”《刘锡敕帖》之时”。

按照“报告”分析，徐先生写《刘锡敕》一文在1992年。“之前”，已经见过《刘锡敕》应该还是在《苏米翰札》合册装裱状况下见的（合册包括《功甫帖》、《刘锡敕帖》……）。“之前”、“还是在”。这段文字怎么去理解，徐公在“合册装裱状况下见的”《功甫帖》、《刘锡敕帖》在许汉卿1954年未分拆《苏米翰札》合册之前。

需要指出，“报告”描述：“在《苏米翰札》合册装裱状态见的（合册包括苏轼《功甫帖》……）”。与徐先生“见之《书画鉴影》卷一○”。是明显两种不同概念的文字表述，“报告”曲解了徐公著录的文字内容。

“报告”，徐公“曾见赐《刘锡敕帖草》一通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见之《书画鉴影》卷一○”。这段文字不难理解，“曾见”，曾经见过；“在”，指《刘锡敕帖》著录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见之”，指徐公在《书画鉴影》卷一○.《苏米翰札》合册中见的《刘锡敕帖》、《功甫帖》。而非“报告”分析的徐公在“合册状态下见的实物《刘锡敕帖》、《功甫帖》”；也非“报告”分析的“徐先生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己经见过《刘锡敕帖》，应该还是在“《苏米翰札》合册装裱状态”下见的（合册包括苏轼《功甫帖》、《刘锡敕帖》……）”。徐公完整的一段文字著录，“报告”为什么没有《功甫帖》徐公“见之《书画鉴影》卷一○”的文字分析说明？

“报告”分析说明了徐公整段文字的前句。避而不提“见之《书画鉴影》卷一○，闻今已分拆”；避而不提“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更无文字分析说明，能作何解释？

再析，“闻今已分拆。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这段文字也不难理解：“闻”，是听说。徐公听说《苏米翰札》合册“分拆”后 ，“其中苏书《功甫帖》现藏上海博物馆”。如果上博藏有《苏米翰札》分拆的《功甫帖》，《功甫帖》岂不又多了一本？根据上博研究员《功甫帖》辨伪新证文中：“2000年上博退还许氏文物清单收据中无《功甫帖》”。徐公“闻今已分拆”的《功甫帖》现藏上博，是听说无疑。徐公著录明言，《刘锡敕》、《功甫帖》“见之《书画鉴影》卷一○”。“报告”“抄录分析的全文为什么没有这段文字的分析说明？是否断章取义？又能作何解释？

“报告”以徐邦达《苏轼《宣德郎刘锡敕草》一页》的文章分析说明：“看《刘锡敕帖》时，徐先生自然也一起看过合册中的其他三帖”。肯定“拍品”是徐先生在《苏米翰札》合册中所见《功甫帖》。

辨证“报告”分析的“拍品”，是徐先生“在《苏米翰札札》合册状态下见的《功甫帖》”。“过眼录”徐先生著录的《功甫帖》，在“历代著录”一栏，明确标明《功甫帖》的著录来源：

《墨缘汇观.法书》卷上△

《书画鉴影》卷一○。（《苏米翰札》之一）

徐先生在“本编各种特定符号解释”中：标注“△”三角形符号表示“前人著录中无考定语”，明确著录的《功甫帖》录于《书画鉴影》卷一○。徐公著录、标注符号“△”在案，毋庸置疑！“报告”凭什么依据“拍品”是徐先生“应该还是在《苏米翰札札》合册状态下见的《功甫帖》”、是徐先生“肯定的苏轼墨迹原作的书法作品”呢。

“报告”坚持“有关苏轼《功甫帖》所引用的历代著录，都是真实的，查有实据的。历史著录所记载，以及张葱玉先生、徐邦达先生鉴定前辈对苏轼《功甫帖》墨迹本的鉴定都是明确肯定的。” 事实，大谬不然。《功甫帖》五大名家著录不同。其中，安岐、李佐贤、张珩、徐邦达四家著录，缺失《功甫帖》始源历史的考证，也是安、李、张、徐四家著录未能解开的历史谜团。“拍品”是苏轼墨迹原作？还是从法帖中双钩？是该帖学术争论的主要矛盾。

张珩先生著作《怎样鉴定书画》中论述：“对实物和对文献那一方偏信都会发生错误。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什么情况下应相信实物，什么情况下应相信文献，要根据具体分析来决定”、“我看到多少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鉴定工作上发生错误时,必定是脱离了、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26】。“拍品”真伪辩论的矛盾焦点为张公一语中的。“报告”引用张珩、徐邦达先生的著录，肯定“拍品”是苏轼墨迹原作的书法作品。违背张珩先生“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辩别古代书画的真伪……比较有据的材料基础”。也是“报告”分析指出的：“以既存理论的堆砌，主观抽象的推理，虚拟想象的思维，离开了实际和实物的分析”；诚如，“报告”分析指出：“想要超越和否定前贤的结论，必须要拿出使大家信服的确凿的证据。”

历史是公正无情的！当尘埃拂去。“石刻”，黄易、钱泳双钩苏轼画竹别功甫九字，钱泳的“跋文”，以确凿的实物证据，弥补安岐《墨缘汇观》著录《功甫帖》缺失的历史空白-----《功甫帖》始源《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功甫帖》始源来历正是张珩先生著作《怎样鉴定书画》：“实物和文献史料的辨证关系”，“文献能提供在实物中见不到或尚未见到的材料，帮助我们鉴定;反过来实物也可以补充或纠正文献的疏漏或错误”。张公的论著冥冥之中似有天意针对“报告”而评析，为《功甫帖》的学术讨论指明路向。

张珩先生自述：“我幼年学书画鉴定是从看字入手的，学看字又从学写字入手”【27】。徐邦达先生说：“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单国霖文）。“拍品”大量真凭实据的毛病，张、徐二公是否不识“拍品”拙劣“奉”字的“三画法”、“谨”字“牛头”锋角的点画等字病笔视为至宝呢？现在又当如何冷静地、客观地、理性地、实事求是地解读二公记录、著录的《功甫帖》就是“报告”指认的“拍品”呢？倘若，张公当年所见《功甫帖》、徐公著录的《功甫帖》就是北宋苏轼真迹的“拍品”？张公这样说：“如果有人确实能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个人的看法不对，那么自然应当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立即纠正。只有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28】。当，黄易、钱泳双钩上石“苏轼别功甫九字”、钱泳的“跋文”证据面前！当邹安主编《艺术丛编》刊载的翁方纲跋诗《宋苏东坡画竹墨拓旧本》证据面前！张、徐二公难道不能放弃、纠正自己的错误意见而坚持真理呢！

“本着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原则探讨分析”（引“报告”）。《功甫帖》五家著录，考证最详尽非翁方纲莫属。

乾隆庚戌1790年翁方纲考跋的“江本”，是辨证“李本”是否递藏“江本”的关键。因为，翁考“江本”与“石刻”同出一本真迹《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江本”不存唯有“石刻”相勘。辨证“李本”，只须由一个“别”字立可判断是否翁考“江本”，仅在一步之距。

辨证“李本”有无妄加牵丝的“别字，决定许汉卿1942年购藏《功甫帖》真伪的走向。其中，分析两种可能：1、许氏获“李本”非翁考“江本”。“李本”既伪，许亦必假。2、许氏获“李本”是翁考“江本”。许氏1954年分折重装的过程，是否存在被他人置换、偷龙转凤的可能，没有证据。归根结底，许氏未分折《苏米翰札》合册之前的《功甫帖》，是考辩翁方纲1790年考跋的“江本”流传至1856-1871年，李佐贤收藏著录的《功甫帖》（“李本”）是否翁考“江本”的关键。如果“李本”有珂罗版影本，“拍品”伪作及年代的考证由一个“别”字迎刃而解。

根据“报告”分析的“拍品”是“李本”。“石刻”以一个“别”字，否定“拍品”非翁方纲考跋“江本”。若论真凭实据，“拍品”每字、每笔划、比照“石刻”，徒有九字的基本结构、外形轮廓、明显病笔、改笔妄加、钩摹临写、修饰填作、种种非自然书写的笔法，与黄、钱二氏据苏轼原本墨迹双钩刻石的九字，两形相较，破绽百出，其丰神墨韵，皆黯然失色、面貌全非（图三左、中）。

辨析，“拍品”同轴另纸翁方纲“油笺双钩”摹本《功甫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钩本”、“拍品”具有相同妄加牵丝的“别”字（图四左三）。

翁方纲考跋“江本”在179O年。报告分析：[翁氏以墨迹本为底本完成的“双钩本” ]也应在1790年。“石刻”，“别”字没有牵丝，翁方纲1808年所获《有得旧石刻坡公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全拓墨本（图十六右），“别”字也没有牵丝。所谓“翁氏以墨迹本完成的双钩本”。以妄加牵丝的“别”字，后代强加前代翁氏名下，暴露“双钩本”、“拍品”孪生伪作的真容，昭然若揭。

翁方纲“双钩本”中“議”字是行书笔法，翁氏考跋的“江本”是楷书笔法。有清四大书家之一的翁方纲即使双钩会否写出“議”字羊角点下，间架不明、笔画混浊不清的三横一竖？倘若，翁氏一笔临摹会否写出 “戈”画长撇“枯藤断梗”的败笔（图十二右一）？“拍品”、“双钩本”两本伪作，是作伪者自拉自唱的双簧，一加比对，完全清楚明白。作伪者伪造翁氏大名头的假象，掩盖“拍品”伪作的真相欲盖弥彰，其情形与手法犹同伪作辞别便条的“拍品”。

再析，“蘇”字“禾”部，翁氏“双钩本”（图八左三）短撇、垂露分两笔摹写，而“拍品”，短撇、垂露一笔连写。“双钩本”、“拍品”，截然不同“别”“禾”画。佐证，“拍品”“苏”字草头、鱼撇尖接的牵丝，“鱼”部横折竖画穿出长横、接笔末点挑锋，“禾”画的墨斑，伪作“苏”字行书的笔法，证据确凿。暴露作伪者获得翁考“江本”或“石刻”拓本，伪作“拍品”，伪作翁方纲“双钩本”无庸置辨。

“石刻”，苏轼别功甫九字，一百笔画。“苏书神品”，是为艺术、可谓气象万千。作伪者殚思极虑，瞒天过海的欺世之作蒙蔽了后人。苏富比“拍品”引发的学术辩论，百家争鸣，无疑是二十一世纪学术史上的里程碑，书画收藏界、文化艺术界的大考。

辨析，翁方纲“双钩本”与“拍品”妄加牵丝的“别”字、“苏“字两种“禾”画的笔法。其重要意义：佐证上博研究员单国霖先生由“别”等字辩析“拍品”，“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暢”【29】。质疑“拍品”同轴另纸翁方纲题跋墨迹的真实性。当证据面前，现在人们重新理性地审视，客观面对事实证据又当怎样分析。

“拍品”妄加牵丝的“别”字，由“石刻”“别”字，佐证、支持上博研究员钟银兰、凌利中先生《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30】。辨析“拍品”为清中晚期“双钩廓填”的结论。“拍品”、“双钩本”钩摹的性质如出一辙，佐证“拍品”同轴副本、翁氏题跋其伪作手法与江德量、永瑆题跋《刘锡敕》的作伪手法异曲同工，又何其相似乃尔！苏轼《功甫帖》、《刘锡敕》两本伪作疑似一人所为,仅供大家参考。

翁方纲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考跋 “江本”后，1800年黄易、钱泳是双钩上石《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摹刻者。黄易卒于1802年，钱泳是乾、嘉两朝《功甫帖》、《刘锡敕》最直接的考证摹刻者。

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此册属成邸永瑆（1752-1823）旧藏”。钱泳恰恰是《诒晋斋帖》的摹刻者。《履园丛话》258页著录：“嘉庆四年（1799）为成亲王永瑆刻《诒晋斋帖》四卷，嘉庆十年（1805）复至京师再刻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钱泳两刻《诒晋斋帖》，其中，《刘锡敕》为江德量收藏并有江氏跋文。钱泳于乾隆壬子（1792年）“始识江德量于京师，赋闲无事，时相过从，不知谁为宾主也”【31】。是年（1792年），距翁方纲考跋“江本”已逾二年。江德量“尤嗜古碑帖，自周、秦、两汉、魏、晋、六朝、宋、元、明金石文字搜罗殆遍”【32】。精于苏轼书法考辨的钱泳与翁方纲金石之交，又与翁氏同在京城的金石挚友江德量“语必终日”。钱氏怎能不赏、不鉴、不知江氏所藏翁氏1790年考跋的《功甫帖》，又怎能不知其收藏的《刘锡敕》真伪呢。由钱泳刻《诒晋斋帖》，我们可以断定，永瑆没有递藏翁方纲考跋的“江本”、永瑆递藏《刘锡敕》在江德量卒于1793至1805年期间。

《过眼录》著录：“此册（功甫帖）属成邸（永瑆）旧藏”。均经收入《诒晋斋摹古帖》。徐邦达先生原文抄录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十（《苏米翰札》卷一○）。

“石刻”成于1800年，钱泳两为永瑆刻帖在1799年和1805年。钱泳会否为永瑆刻出改写“别”字《功甫帖》？《功甫帖》亦非李佐贤所言由永瑆家藏，《诒晋斋帖》中无《功甫帖》。江德量卒于1793年，钱泳刻永瑆递藏江德量旧藏《刘锡敕》在江氏卒后的1799年，钱泳怎能不知永瑆递藏的《刘锡敕》曾为江德量所藏、跋文为其所书的历史，永瑆、钱泳怎能不识《刘锡敕》真伪呢。

钱泳刻《诒晋斋帖》中《刘锡敕》。佐证《刘锡敕》江氏伪跋、伪印同“拍品”立轴中翁方纲伪跋、江德量伪印，作伪手法相似。百密难免一疏，显然，作伪者疏于检点钱泳为永瑆刻帖的历史弄巧成拙。暴露“拍品”、《刘锡敕》伪作年代相近。简而言之，钱泳为永瑆刻《刘锡敕》。推证《刘锡敕》由《诒晋斋摹古帖》中流散在钱氏刻帖的1805年以后至永瑆1823年卒后。《刘锡敕》有江德量、钱泳、永瑆三大名家过目鉴藏的史记，无可争辨地佐证，上博钟银兰、凌利中先生《功甫帖》研究报告：《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辩析《功甫帖》、《刘锡敕》为清中晚期伪作的结论，岂不事实胜于雄辩。

辨析，“拍品”同轴中翁方纲双钩《功甫帖》，许汉卿自跋“余得於英熙齋先生后人”。李佐贤1871年著录《书画鉴影》，自序笔录始于 “年五十”是1856年。按《苏米翰札》合册最早集成于1856年。英和卒于184O年，后代改写“别”字明显强加前代人英和；再由，英和卒於1840年，上溯至嘉庆十四年（1809），钱泳“为英和钩刻《松雪斋帖》至1810年五月，十六年（1811）刻英和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迹或旧拓本，命名《小清秘阁帖》于1812年成”。倘若，《小清秘阁帖》有改写“别”字的《功甫帖》版本又从何而来？倘若，英和藏有翁氏双钩改写 “别”字的《功甫帖》钱泳岂能不识？《小清秘阁帖》为何不见钱泳刻《功甫帖》？许氏所谓“得於英熙齋先生后人”是作伪者瞒天过海制造的谎言。证据充分地证明，伪作“双钩本”、“拍品”制作年代在李佐贤1871年著录《苏米翰札》合册之后。

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功甫帖》属永瑆旧藏”；许汉卿自跋“翁方纲《功甫帖》钩摹本由英和后裔所获”。著录本身不会说话，会说话是写著录的人。如同张珩先生论述“什么情况下应相信实物，什么情况下应相信文献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33】。客观证据,辩证分析：钱泳两为永瑆刻《诒晋斋帖》、两为为英和刻《小清秘阁帖》的史实。佐证：在永瑆卒于1823年至英和卒于1840年期间，翁方纲考跋的“江本”尚未刻帖，翁考“江本”去向不明。因此，清晚期李佐贤1871年著录收藏的《功甫帖》（“李本”），是否翁考“江本”，是甄别“李本”是否递藏翁考“江本”流传辨伪的关键。

上析，“拍品”是否翁考“江本”，只须一个“别”字立定真伪。作者认为作伪者获得翁方纲考跋的“江本”，跋文、跋诗墨迹本，钩摹伪作“拍品”，摹写翁氏跋文、跋诗。伪作翁氏“双钩本”不同“拍品”“禾”画的“苏”字（图八左二、左三），冠以翁氏大名头的假象，欺世盗名，掩饰伪作“拍品”的本质。否则作伪者单凭翁方纲《复初斋诗文集》著录的跋文、跋诗，闭门造车，写出字体形似翁方纲的跋文甚难想象。如果，“拍品”伪作成于民国以后，作伪者偷龙转凤，翁方纲考跋的“江本”或有存世可能，《刘锡敕》亦然，仅供大家探讨。

黄易、钱泳为江氏上石苏轼等四件宋、元、明画竹，真迹只有一件。一代收藏大家江元卿收藏的《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还存世否？元代李士行画竹，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6期载文，目前所知九件，其中国内四件，石刻版本不在其列；石刻王绂画竹墨本存世否不详；散佚一方不知所终。翁考“江本”下落不明，“石刻”是唯一校勘、辨证“拍品”的祖刻母本。

根据，“报告”分析说明的“拍品”：“徐邦达先生曾见《苏米翰札》合册中”。下文，仍以“报告”分析的“拍品”予以辩证。

九、翁方纲《跋苏书别功甫帖》是考证苏轼《功甫帖》最早的历史文献著录

——苏富比拍品《功甫帖》非翁方纲考跋《功甫帖》

乾隆庚戌（1790年）翁方纲考跋江德量递藏安岐旧藏《功甫帖》（同上简称“江本”）。跋文全题：“《跋苏书别功甫帖》右苏文忠手跡苏某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两行”（以下简称“右苏文忠手跡”）（图十五）。（翁方纲《复初斋诗文集》卷二十九.十）。

兹以，“右苏文忠手跡”辨证“拍品”非翁方纲考跋之帖。

翁方纲考跋的“江本”（“右苏文忠手跡”）。“右”，是方位字词。“右苏文忠手跡”，顾名思义“江本”九字两行于本纸所处位置为“右”。若，翁考的“江本”是递藏安岐收藏著录的一纸狭条、九字两行于本纸偏左的《功甫帖》，翁方纲会否指“右”呢？如果，翁考的“江本”，是“报告”分析，李佐贤递藏著录《苏米翰札》合册，后归许汉卿1942年购藏、1954年许氏分拆合册重装的一纸狭条、九字两行偏左的“拍品”，翁方纲又当否指“右”？

“江本”（“右苏文忠手跡”）九字两行于本纸何方位可指“右”？翁考“右苏文忠手跡”装裱形制不明。由“右”字分析：“右苏文忠手跡”九字两行在本纸“右方”与“拍品”九字两行偏左位置不同，明显不是同一件品。

假定，“拍品”就是翁方纲考跋的“江本”。江德量入藏安岐原装的《功甫帖》，正是一纸纵长、横宽27.9*9.5厘米的“拍品”。江氏重新装裱为册页、手卷或立轴三种形式。左幅，副纸由翁方纲作跋。但是，翁方纲起草的跋文稿著录：“右苏文忠手跡”九字两行在本纸右方，翁方纲跋文稿是另纸书写（图十五）。假定三种装裱形式、无论本纸或副纸之左没有翁氏跋文。“拍品”九字两行无论于本纸偏左或居中，非翁方纲考跋的九字两行“右苏文忠手跡”。

其二.翁方纲考拟的跋文稿在八月，正式题跋在九月十二日（参见《书画鉴影》、《过眼录》著录），前后相隔一个多月，可以证明，三种装裱形式之左，本纸或副纸没有翁氏跋文。假定三种装裱形式不成立。

其三.《复初斋文集》卷三十有：“跋江氏家藏宋元六札”、“跋秋史所藏赵书欧诗册”。笔者颇疑其中有《功甫帖》。翁方纲记叙“此迹留予案头旬月矣”，辅证，翁考“江本”的跋文、跋诗并非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由此证明：翁氏跋文稿书於八月，另纸题跋在九月。佐证翁方纲考跋之时 ，假定的三种装裱形式不成立。

其四.翁方纲跋文稿题目中 “右”字（图十五）与《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著录跋文题目中“右”字，“稿本”于《文集》著录一致。印证，翁氏考跋的“江本”九字两行在本纸之右、佐证翁氏的跋文另纸书写、排除江德量己将“拍品”装裱假定三种形式“右”方的存在。验证，江德量递藏安岐《功甫帖》非九字两行偏左的一纸狭条，“拍品”非翁考“江本”的“右苏文忠手跡”。

“拍品”，九字两行偏左，形制于翁方纲考跋的“江本”(“右苏文忠手跡”)形制不同。“拍品”九字两行，上下天地、比例失度、形制反常。作伪者利用苏轼别郭功甫题意，九字两行，上下留空、天短地长，伪作辞别便条的形式是作伪者量身作伪的心理度量。“江本”由安岐递藏已流传二百年以上。安岐前人辑《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九字题识，旨在传承古人墨迹不朽，辑其九字用纸应当不为原墨迹本位置所囿。九字两行，无论在本纸中，偏左或偏右，九字两行、上下天地、左右留空得体合度，一纸横长、形似册页是“右苏文忠手跡”九字两行在本纸“右”方合理的逻辑推证。“拍品”，条形狭纸，形制反常、非翁方纲考跋的“江本”(“右苏文忠手跡”)。

辨析，翁方纲《跋苏书别功甫帖》的手稿，笺纸上栏题目显示为二次成目（图十五）。第一次，“跋苏书九字帖”翁方纲圈三个“○”和一个“ ” 添加号，第二次，读作《跋苏书别功甫帖》。《功甫帖》安岐《墨缘汇观》著录已冠名。翁方纲题目为何会圈三个“○”、一个“ ”添加号两次修改，学富五车的翁方纲似有举若不定为题目所思。《跋苏书别功甫帖》多出“苏、书、别”三字，含意深邃。

翁方纲考跋江德量“持以示见”递藏安岐之《功甫帖》（“江本”）是两者的切磋考证。二人同观此帖，九字两行平头款，“功甫”上款在后是元代之前书画题款风尚。苏轼奉别友人郭功甫，九字两行，不似信札。想翁、江一代大家，博览群书、精通书法古文字考证。怎能不识苏轼九字题意，有上文而无下理呢。《跋苏书别功甫帖》（“江本”），翁氏以“奉议”官秩名据史考证：“郭祥正（功甫）熙宁中（1072年）知武冈，与苏轼出任杭州通判熙宁四、五年间（1071-1072）相合……今信苏书神品，坡公三十六、七岁时所作”。

“右”、“别”、“信”三字是翁方纲考跋“江本”（《跋苏书别功甫帖》）精髓。“右”字，佐证翁方纲考跋的“江本”非一纸狭条；“别”字，翁氏考证“江本”是苏轼杭州通判任上写给友人郭功甫的墨迹；“信”字，翁氏考证“江本”是苏轼手迹历史存在的真实性；“信”字，翁氏考证，排除“江本”九字两行从苏轼流传法帖中集字而成的可能性；“信”字，翁氏考证别功甫九字是“苏书神品”；“信”字，翁氏坚信苏轼别功甫九字题款，必有渊源可溯。

江元卿收藏的《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流传700多年，同苏轼其它画迹不见《宋史本传》记载，翁方纲无疑是《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最早学术研究考证的第一人，《功甫帖》考证著录最详尽非翁方纲《复初斋诗文集》莫属。

“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万里投荒惠州的东坡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他画竹别功甫的九字题识，在九百多年后的今天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艺术界最大热点事件。继翁方纲考跋“江本”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翁氏的著作《跋苏书别功甫帖》、《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有得旧石刻坡公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题此正之》，仍然是指引苏轼《功甫帖》学术讨论研究的一盏指路明灯。

十、翁方纲跋诗《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考证苏轼两别郭功甫写有两件画竹墨迹

翁方纲跋诗《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是继《跋苏书别功甫帖》的深入考证。

“此别又在前十载”，“前十载”，涵盖苏轼十年两会郭功甫。“此别”即今别，是1084年或1089年苏轼和郭功甫的相会。翁方纲在《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槎枒怒墨吐竹石，江海起立云雷旋”跋诗后的夹注文考证：“东坡画竹石於郭功甫壁在元丰七年甲子（1O84年），功甫自端州请老归在元祐四年己已（1O89年），或谓功甫请老归后东坡画竹石于醉吟庵者”。注文，翁方纲1790年考苏轼画竹石於郭功甫壁上有两种年代：1084年或1089年。《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是苏轼两会郭功甫其中一件为学界公认的苏轼画作。

“此别又在前十载”。“前十载”，在熙宁四年（1071）。翁方纲跋诗：“公与子功别何处，想在通守余杭年”。“余杭年”，翁氏在《跋苏书别功甫帖》的跋文已考证，苏轼“熙宁四年1071辛亥十一月到任杭州通判”，是在“稍凉又到风雪前”的冬天。“殷勤五札叙疏阔”，苏轼有诗五首与郭功甫“熙宁中知武冈县佥书保信军节度判官相合”。“熙宁中”，北宋熙宁神宗在位十年（1068-1077），十年取其半数，1072年为熙宁中期。翁氏考证缜密，苏轼与郭功甫杭州的相会，不一定在当年十一月距来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往后推迟一年，《跋苏书别功甫帖》翁考“江本”苏轼作于熙宁四、五年间（1071-1072）。

《跋苏书别功甫帖》，翁方纲主考“江本”写作的历史年代。毫无疑问，翁考“江本”之时，没有见过江元卿收藏的《苏轼画竹别功甫帖墨迹本》。以先生之学，尤擅金石文字、古书法帖考证。江德量持以示见的《功甫帖》藏本，九字两行，不似信札。翁氏岂有不识九字题意，始源出处而跋文、跋诗。江德量亦长于考证，翁、江共识，别功甫九字是苏轼“墨迹”上题识文字。《跋苏书别功甫帖》是翁氏跋诗考证《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的序文。

《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跋诗。翁方纲不言“苏轼画竹别功甫”，由《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点出：“米老挥毫笑对案，与可墨君来饯宴，岂知别绪不多语，丽珠九颗清而圆”。前两句诗人引出米芾和文同有所隐喻，文同是东坡表兄，东坡画竹始学文同，米芾是苏轼挚友。米芾曾问东坡：“竹何尝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石刻”，苏轼画竹（图十六）如米芾所问，一枝新竹由地起时不分节，抽长的竹苞尚未展叶。单纯的一竹，迎风屹立，简单的构图，清新自然、充满天然之趣。由黄易、钱泳上石的《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是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前七年至八年（1071-1072）苏轼的画作。有别于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的槎枒怒墨吐竹石、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枯木竹石，昭示生命顽强的底蕴。这两句诗翁方纲毋需言东坡画竹，由米芾、文同二人中化出：“岂知别绪不多语，丽珠九颗清而圆”。诗人翁方纲以丽珠九颗，比喻九字两行别功甫帖墨迹，犹同东坡作画不以单纯自然物象的简单再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翁方纲也以超然物外的诗情，以九颗璀灿的丽珠点睛烘托东坡画竹，以九字寓情于“苏轼画竹别功甫”。

“一壶九华竞谁得，十年万里非是缘，三两黄鹂要领取，千峰陣馬紛洄沿”。“一壶九华竟谁得”出自苏轼《壶中九华诗》（东坡七集），是苏轼绍圣元年1094年南迁途中写的一首诗。苏轼南迁自陈留南下沿汴河，泗水舟行过扬州，涉长江远去南荒广东惠州，时东坡六十高龄，家属流离。诗人翁方纲感概苏轼不幸的遭遇，有宋一代第一流的大文豪，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终其一生从未在政治上得意过。王安石变法他不满，司马光推翻新法他又不满，以至一贬再贬，由黄州到杭州、颖州、惠州、海南儋州都是偏远贫穷荒芜人烟之地。“十年万里”。 东坡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不断的贬谪，迁踄奔波之中，终生在政治压迫中寻求突围。在北宋新旧党争之中郭功甫的遭遇与苏轼相似。停职、弃官、罢官、后又入狱。“十年万里”。苏轼和友人郭功甫天涯海角人各一方，有缘难相见。这里翁方纲的“缘”也寓意：“缘分”与“归属”。“十年万里非是缘”穿越万里时空为下两句铺垫，翁方纲引用东坡诗意：“一壶九华竞谁得”与“丽珠九颗清而圆”相映，化出“三两黄鹂要领取，千峰阵马纷洄沿”。翁方纲极具丰富的引用想象，得益于诗人广闻博学对扬州人文园林“江园”的了解，把后人带到一个美好的画境。钱泳的笔记为解读翁方纲这两句诗给出答案：《履园丛话》“园林篇”记载：“江园·扬州江畹香侍郎【21】有一园，回廊曲榭，花柳池台，直可与康山【19】争胜，园中有黄鹂数个，生长其中，每三春时，宛转一声，莫为之神往，余尝与中丞之侄元卿员外把酒听之，未三十年侍郎员外叔侄相继殂谢，此园遂属之他人，余每过其门，不胜惘惘”。“中丞之侄元卿员外”、“侍郎员外叔侄”是指江兰、江元卿叔侄。《笔记》中：“有黄鹂数个”可作翁诗“三两黄鹂”的诠释。翁方纲与钱泳金石之交过从甚密，与江氏家族关系甚笃。诗人以“三两黄鹂要领取，千峰阵马纷洄沿”比作“江园”，以“一壶九华竟谁得”对“三两黄鹂要领取”。翁方纲跋诗不言《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由“三两黄鹂要领取”化出《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乾隆庚戌(1790)翁方纲考跋江德量入藏《功甫帖》时年，扬州江氏“江园”已入藏《苏轼画竹别功甫帖墨迹本》。《扬州画舫录》卷六.151页记载 “堞云春暖”一景在松濠畔,为巡抚江兰【21】与其弟蕃【7】之别墅，可证江兰、江蕃共享此园，《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为江兰、江蕃、江元卿叔侄、父子收藏。以上笔者据以翁方纲题为：《跋苏书别功甫帖》、《苏文忠别功甫墨迹》辩证苏轼两别郭功甫，写有两件画竹的浅识，祈教于读者方家。

十一、翁方纲跋诗《有得旧石刻坡公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题此正之》否定苏富比拍品苏轼《功甫帖》是北宋苏轼墨迹原作的书法作品

真理愈辨愈明！嘉庆十三年（1808年）翁方纲题为：《有得旧石刻坡公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题此正之》（以下简称“有得旧石刻”）。翁方纲明明白白著录：获得“石刻”苏轼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者，拓本也）。

兹将翁方纲“有得旧石刻”全文抄录浅识如下，以裨方家同鉴。

《有得旧石刻坡公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题此正之》：

文字槎枒酒剑铓，醉吟谁识郭家墙。

却非误读东都史，风雨延津更渺茫。

（郭功甫自端州请老归在元祐已己东坡为写竹石在元丰甲子或有误读《东都史略》而传会者）。

载于《复初斋诗集》卷六十二第七页。

翁方纲“有得旧石刻”跋诗题目,“题此正之”是跋诗主题。“正之”，“正”同“证”。翁方纲更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跋诗注文：苏轼为郭功甫写竹石醉吟庵壁上考有两种年代，传记有误；确证苏轼为郭功甫写有两件画竹墨迹的确切年代。

“文字槎枒酒剑芒，醉吟谁识郭家墙”。前句概括苏轼为功甫写竹石图事。“文字槎枒酒剑铓”，翁方纲取意苏轼《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诗意：“空肠得酒芒角生，肺肝槎枒生竹石”。大意描写苏轼在友人郭祥正醉吟庵喝酒后，情绪兴奋，作画的兴致不可抑制，一肚子不合时宜、胸中盘郁的石头竹子，“胸有成竹”写向友人雪白的墙纸上。郭祥正作诗为谢，且赠古铜剑。《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出处《苏轼诗集》卷十四，为史学界公认苏轼写给郭功甫的画作。

“醉吟谁识郭家墙”。“谁识”,翁方纲考订苏轼写竹石图年代。1790年翁方纲考跋江德量递藏安岐收藏之《功甫帖》（同上“江本”）。题为《跋苏书别功甫帖》、《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的跋文、跋诗。翁氏由《东都事略》、厉鹗《宋诗纪事》考证：郭功甫“奉议官秩名、历官仕迹、以及郭功甫告老还乡的年代，考证苏轼为郭功甫写竹石图的年代。翁氏在《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跋诗：“槎枒怒墨吐竹石，江海起立云雷旋”后的注文，考证：“东坡画竹石於郭功甫壁在元丰七年甲子（1O84年），功甫自端州请老归在元祐四年已已（1O89年），或谓功甫请老归后东坡画竹石醉吟庵者，盖误读《东都事略》耳。”翁方纲考证东坡画竹石於功甫壁有两种年代可能1.在元丰七年（1O84年）2.是功甫请老归后元祐四年（1O89年）。注文末句赘明：“盖误读《东都事略》耳。”“盖”意，翁方纲由《东都事略》大概考证苏轼写竹石图的年代。另外，翁氏在题跋“江本”的是年九月十二日，跋文末又赘记:“东坡画竹石于醉吟庵者。未详考也。方纲又记”。这是1790年翁方纲跋文、跋诗考证苏轼《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年代的梗概。

“却非误读东都史”承上“醉吟谁识郭家墙”。“却非”并非，没有。翁方纲“有得旧石刻”墨拓本，自信没有误读《东都事略》。“谁识郭家墙”，诗后注文：“郭功父自端州请老归在元祐己已（1089年），东坡为写竹石事在元丰甲子（1084年）。或有误读《东都事略》而传会者。”注文,翁氏明确考证：东坡为郭功甫写竹石事在元丰甲子（1084年），而非功甫请老归后的元祐四年（1O89年）。末句注文“或有误读而传会者”。翁方纲更正1790年跋诗《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注文：“盖误读《东都事略》耳。” “盖”，是大概考证东坡画竹石年代传记有误。

“却非误读东都史”启下“风雨延津更渺茫”。“风雨延津”与翁方纲1790年跋诗《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稍凉倏到风雪前”相通。“风雪前”，二十四节刻中的十一月有“小雪”节气，是江南雨水较多,气候比较恒定的规律。诗人形象刻画稍凉的深秋，倏然又到初冬的景象，描写苏轼是年冬天和郭功甫在杭州的相会，《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是苏轼写给郭功甫的墨迹。翁方纲两考“此迹”写作年代在北宋熙宁四、五年间（1071-1072）不持异议。

“风雨延津更渺茫”。“渺茫”，翁方纲坚信没有误读《东都事略》，跋诗考证《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是在遥远的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冬天，苏轼写给友人郭功甫的画竹墨迹。翁方纲“有得旧石刻”墨拓本，以“风雨延津”比作《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的流传，犹同大自然年复一年、生生不息的风雨延绵。

由乾隆庚戊（1790年）翁方纲考跋“江本”，至1808年跋诗“有得旧石刻”墨拓本，前后相隔十八年，翁氏两考、两证苏轼写有两件画竹墨迹与郭功甫。厘清179O年考跋“江本”（江德量递藏安岐《墨缘汇观》著录《功甫帖》）的身世、传承、始源《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九字题识。翁方纲跋诗“有得旧石刻”墨拓本，佐证：翁氏179O年“《跋苏书别功甫帖》右苏文忠手迹苏某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两行”，非苏轼写给郭功甫的辞别便条；印证，1790年翁方纲跋诗《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考证苏轼写有两件画竹墨迹与郭功甫；翁方纲跋诗“有得旧石刻”墨拓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定苏富比“拍品”《功甫帖》非北宋苏轼墨迹原作的书法作品；翁方纲跋诗“有得旧石刻”墨拓本是苏富比“拍品”钩摹“石刻”、《功甫帖》学术争鸣最终历史文献的诠释。令人遗憾的是一代收藏大家、诗人、新安画派第三代画家江元卿不见画史著录，江元卿藏《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还存世否。

注：《艺术丛编》由上海圣仓明智大学主办发 行，1916年5月创刊，双月刊，邹安主编，1920 年6月停刊。

《艺术丛编》原刊印数较少,为今日一般学者所不 易见。所收著作由罗振玉、邹安等名家编撰,多为 流传不广的图书资料,附载的学人、名流照片,也 多不见于他处，极其珍贵。（吴门邵卫先生供图）

事实胜于雄辨！1916年5月，由上海圣仓明智大学主办创刊发行，由邹安主编的《艺术丛编》第十九期，刊载赵伯臧【30】递藏翁方纲跋诗《宋苏东坡画竹墨拓旧本》（图十六右），严丝合缝地对上黄易、钱泳双钩上石的《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图十六左）。以不容推翻的铁证，验证翁方纲18O8年获得黄易、钱泳上石的《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墨拓本并且跋诗的史实，与《复初斋诗集》卷六十二第十页、翁方纲著录鉴藏的《有得旧石刻坡公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跋诗吻合一致。佐证《艺术丛编》著录的《宋苏东坡画竹墨拓旧本》，源出江元卿收藏，黄易、钱泳上石《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原石拓本。我们现在看到，两百年前翁方纲考跋著录《跋苏书别功甫帖》、《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有得旧石刻坡公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的情形，《功甫帖》历史的真实记录正在眼前，为我们考辨《功甫帖》真伪提供最有力的证据。

“石刻”、钱泳的“跋文”。填补安岐著录的《功甫帖》流传至清中期1800年的断层和空白。还原安岐著录《功甫帖》的历史真貌。清中期翁方纲考跋江德量递藏安岐之《功甫帖》、江元卿收藏的《苏轼画竹别功甫墨迹本》，分别由江氏家族两大家收藏。

“石刻”钱泳的“跋文”。是辨证“拍品”钩摹“石刻”，唯一珍贵的实物和文献史料；为研究考证清中期1808年以后《功甫帖》的流传、辨伪指明方向；苏轼两别郭功甫画竹、画竹石，其中一件画竹墨迹湮没失传两个多世纪，以“石刻”形式流传下来，为研究苏轼中期书风、画风；清中、晚期以后民国，古书画、法帖的辨伪考证，具有弥足珍贵的参考意义。黄易、钱泳于金石学的贡献永远令人们纪念和崇敬。

历史是公正无情的！“石刻”、钱泳的跋文;翁方纲跋文、跋诗两考《苏文忠别功甫帖墨迹》的文献著录；《艺术丛编》著录的《宋苏东坡画竹墨拓旧本》；图文并茂，交相辉映。以确凿的实物、文字证据，详实的文史著录，相佐互证。彻底否定苏富比拍品苏轼《功甫帖》是“北宋苏轼墨迹原作的书法作品”！是苏富比拍品《功甫帖》钩摹“石刻”，伪作无疑的最终结论。“石刻”用证据，无可置疑地佐证、支持书画收藏界、文化艺术界同仁，上博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关于《苏轼《功甫帖》研究报告》，苏富比拍品《功甫帖》是摹本的辩析，“石刻”揭下苏轼《功甫帖》神秘的面纱。

【注释】

【1】上博《功甫帖》研究报告：单国霖《形体极相似 气韵却不畅——苏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钟银兰、凌利中《从法帖中双钩” ——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2014年1月1日新民晚报

【2】黄小松司马，黄易（1744-1802）清代篆家、书画家。字大易，号小松、秋盦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篆刻醇厚渊雅，与丁敬并称“丁黄”，为西冷八字之一。官山东济宁府同知时，广搜碑刻，绘有《访牌图》，并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中国美术辞典》216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3】（清）江君元卿（钱泳以字称谓），名士相，字元卿，生卒年无记载。兰（江兰）犹子。乾嘉诸生，官刑部员外郎。著二分明月楼集。《歙事闲谭》247页。安嶶古藉丛书萃编黄山书社2001年5月出版。又“江元卿比部,讳士相。先世业鹾于扬,因家焉。吾少勤学,能为明七子诗，任秋曹十载，卒于官，年才四十。喜蓄书画，每下值，辄往琉璃厂坊肆流连玩索，月无虚日”。 （清）鲍桂星《觉生感旧诗钞》卷二.页2。又“江士相字得六,又字元卿,蕃子,颖异过人,精篆隶绘事。伯父兰,病殁京师,侍汤药视殓无懈…”《道光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78-79页。又 “为候选郎中江士相借翰林院检讨叶申万俸银接住前任翰林院编修齐鲲退出宫房咨送原呈事致内务府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内务府全宗.来文》嘉庆十五年九月，档案号05-13-0020001913-0101。又 “江士相字元卿江都人歙县诸生官员外著二分明月楼集…群雅集云元卿襟抱闲逸读书嗜古绝无贵介气待交游一本真笃袁苏亭...幼学诗于施太僕…”（清）王豫、阮亨辑《淮海英灵续集》庚集卷三·26页。

【4】萱，刻工名（清），无姓氏，字、号可考。钱泳《履园丛话》卷九 碑帖·家刻258页载：“余命两儿曰奇、曰祥将余历年所临汉碑五十余种模刻，名曰《攀云阁帖》”。“萱”是否钱泳其子字号，尚需史籍资料考证。

【5】楳华溪居士：钱泳（1759—1844）字立群，一字梅谿，原名钱鹤，号梅华溪居士，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工篆、隶，精镌碑版，善于书画，有缩临小汉碑，集各种小唐碑石刻行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428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6】（清）江昱（1706～1775） 字宾谷，号松泉。(清)江都人。诸生。少有“圣童”之目。安贫好学，居所“凌寒竹轩”，拥书万卷。尤精《尚书》，袁枚曾称他为“经痴”。长于诗，时与厉鹗、陈章等相倡和，作《论词诗》18章，厉鹗等深为叹服。《扬州历史人物辞典》220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7】（清）江蕃，字均佐，江村人。治鹾广陵。尝修宗祠，设义学，创建忠义、节孝、节义诸词，证治扬城街衢。族中贫乏者，按口给谷，诸义举肩任弗辞，以祝厘盛典，由知府晋秩二品。子士相，士壳均能绍成父志。民国《歙县志》卷九 人物 .义行。又:江蕃,字均佐,号春园。敦厚诚笃,器量过人。治鹾广陵,早自树立。于诸义举肩任勿辞。尝捐修宗祠,设立义学,并于云岚山创建忠义节孝诸祠,以崇祀典。族中贫乏,按口给谷,以济饔飧。而于扬城街衢, 或输己赀,或劝义助,力为证治以便行旅,人皆颂德以祝。厘盛典,特邀议叙,由知府晋秩二品。年四十八，卒。《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序号384 。

【8】（清）江德量（1752―1793），字成嘉，一字秋水，号秋史，又号量殊。清仪征人。江恂子，江昱侄。官江西道监察御史。承家学，通声音训诂之学，尽阅两汉以上石刻，好金石、古泉，尽览两汉以上石刻，篆、籀靡不综览，故其隶书卓然成家。工刻印，兼能人物、花卉，以北宋人为法。 收藏旧拓碑版及宋版书甚富，著有《泉志》30卷。《扬州历史人物辞典》227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9】（清）方薰等《山静居画论》86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10】关于《功甫帖》一些问题的科学辩证。作者（美）王朴仁，中国文物信息网2O14年7月2日

【11】《功甫帖》上翁方纲跋文的说明及补充。水贲佑2O14年3月26日上海东方早报。

【12】苏富比关于苏轼《功甫帖》的研究报告，2014年1月13日新浪收藏

【13】（清）钱泳《履园丛话》九 “碑帖”家刻25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

【14】（清）朱和羹《临池心解》原文48条。

【15】《安素轩石刻》功甫帖拓本，纵32厘米、横8.5厘米。《从法帖中双钩”一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钟银兰、凌利中，2004年1月1日《新民晚报》

【16】《景苏园帖》光绪十八年（1892），成都楊寿昌出资，楊守敬（1839一19l5）輯选古法帖，刘宝臣摹刻上石，其中《功甫帖》由《安素轩石刻》翻刻。上博钟银兰、凌利中：

《从法帖中双钩” ——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2014年1月1日新民晚报

【17】杨景素（1711—1799年），字朴园，江南甘泉（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提督杨捷孙，清朝大臣。个人履历三十三年，授河南按察使。成就及荣誉擢两广总督，乾隆四十三年，调闽浙。

【18】（清）江春（1721一1789）字颖长，号鹤亭。清安嶶歙县人，居扬州南河下。淮盐巨商之一。蓄两部家班，花雅齐奏。工制艺。精于诗。建有是园、东园、水南花、墅康山草堂等多处名园及秋声馆。扬州历史人物辞典220页江苏古藉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另见《歙事闲谭》247页；《揚州画舫录》261页。

【19】 “康山草堂”江春（1721-1789）在扬州构建的八处园林建筑之一。（清）李斗《扬州画舫录》261-262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10月出版。江春据清嘉庆《两淮盐运志》记载：他在担任两淮盐务总商四十年间曾先后筹划张罗接待六下江南南巡的乾隆皇帝，乾隆并两次亲临江春别墅“康山草堂”赐金玉古玩。《清代盐业两淮八大总商之首—江春》--安徽党校报2009年12月25日。

【20】（清）江振鸿，生卒年无载。字撷云，一字文叔。春子（江春嗣子）。乾、嘉间候选道。著《莺花馆诗抄》。江藩云：文叔，橙里先生（江昉）子。性孤冷，喜吟咏，工绘事，诗宗光羲，画法天池。延接名流，座客常满，如方子云、钮非石、袁寿阶、吴兰雪、郭频迦皆下榻康山，极一时文酒之盛。自君亡后，邗上无风雅总持之人矣。《歙事闲谭》248页，安嶶古藉丛书萃编2014年9月出版。又，江振鸿工草书，尤工山水，花卉，颇自矜重，不轻为人染翰。《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23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21】（清）江畹香（？-1807）名江兰，字芳谷，号畹香。历官大理寺少卿、山东、河南、云南巡抚等，卒于兵部侍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目录03军机处全宗1一19页。江兰子江平，其父江正大（生卒年不详）兩淮盐商，参加乾隆八旬千叟宴、花銀二萬两采购黑豆二萬石交江南總督军需用。《军机处全宗.录副奏折》嘉庆十二年八月，档案号03-1509-057，分发山东知州江平“呈请代奏其父原兵部侍郎江兰病故情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工诗文有集有《游笈集》《畹香吟选》等。《歙事闲谭》621页，安嶶古藉丛书萃编2014年9月出版。

【22】“江园”乾隆三十七年（1773），皇上赐名“净香园”御制诗两首。题写“怡性堂”匾额，及“结念底须怀烂缦，洗心雅足契清凉”一联。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256-261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10月出版。《木雁斋杂著》云：江方伯兰，因家扬州左卫衔，弟宅宽敞，广袤逾十亩，有园林亭榭之盛。

参见：钱泳《履园丛话》“江园”53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

【23】“容园”在康山后，刑部郎黄履昊辟以奉母。汪灏记见艺文，今属部郎江士相（江元卿），缭曲疏豁为城市中所难。江都县续志卷五·八。

【24】《泼墨斋帖》十卷明崇祯年间，金壇某氏所刻，今在容园壁间，江蕃有跋。《江都县续志》卷八经藉.碑目。（清）钱泳《履园丛话》九“碑帖”255页“揚州江氏有泼墨斋帖”江氏即江蕃，江元卿之父。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

【25】苏富比关于苏轼《功甫帖》的研究报告第1页，2014年1月13日新浪收藏

【26】张珩《怎样鉴定书画》3页、34页，文物出版社1966年4月出版。

【27】张珩《怎样鉴定书画》9页，文物出版社1966年4月出版。

【28】张珩《怎样鉴定书画》35页，文物出版社1966年4月出版。

【29】上博《功甫帖》研究报告《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暢》一苏富比拍品《功甫帖》辩析。单国霖20O4年1月1日新民晚报

【30】上博《功甫帖》研究报告 《从法帖中双钩”一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钟银兰、凌利中20O4年1月1日新民晚报

【31】（清）钱泳《履园丛话》157页“秋史侍御”条，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

【32】（清）钱泳《履园丛话》258页“家刻”条，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

【33】张珩《怎样鉴定书画》34页，文物出版社1966年4月出版。

【34】（清）赵于密：（1845-？）字伯臧，官南昌，喜收藏，与端方鉴定金石书画，一经寓目立辨真赝，民国1911年侨居上海，鬻书画，《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26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35】《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二期。

声明:本文作者是“石刻”藏家，论文作者为父子原创。文中引用图片、著录，均己标明、注释。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