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奇装异服谈民国时期女性形象的塑造（1930—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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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芳

（Wang Fang ）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讲师。

20世纪初期，在消费主义盛行、新旧文化交织的背景中，“摩登女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美的形象成为大众对女性新的想象。女性不断塑造自身，同时也被各种权利塑造。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官方针对女性的“禁止”和“取缔”活动，以限制女性的行为和身体，比如“取缔奇装异服”“取缔裸腿裸足”“禁止大学生跳舞”等。但同时报刊杂志中却并不遵循这种“禁止”，反而充分表达女性的身体。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的“取缔奇装异服”运动和《时代漫画》中的女性题材为例，试图讨论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和印刷媒体空间中的困境以及这种处境背后的话语权利。

从“奇装异服”谈起

城市景观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居民服饰的变化，而在近代服饰变迁中，女装的变化最为壮观。在20世纪初期，新的服饰标准形成。较之于传统保守的女性装扮，新服饰突出了人体美。随着海外文化的传播，西方样式繁多、色彩绮丽、表现人体美的服饰越来越受到城市女性的欢迎，乡村和内陆女子也竞相模仿。

禁止“奇装异服”的运动在20至30年代逐渐在全国兴起，目的是整顿有违风化的行为。“奇装异服”一词用来描述衣服的色彩和样式奇异，本是个人选择，也没有性别的区分，却在20世纪初期新旧文化剧烈冲击的情形之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早期，关于“奇装异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妇女的新式服装上，奇装异服的风气被认为最初由妓女引起，逐渐影响到都市女性的穿衣风格，因而这种表现身体线条的样式一度被认为有伤风化，是不守闺范的行为。

早在1915年，《申报》就刊载了警界条例，对女性奇装异服者处以罚金。1917年，北京中央警厅下达取缔“奇装异服”，认为“一班大家闺秀，半着娼妓服装，妖艳炫异，恬不为耻，伤风败俗，实堪痛恨”。至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文令全国取缔“奇装异服”。1934年新生活运动发起后，蒋介石从江西开始进一步推行取缔“奇装异服”政策。

政府对“奇装异服”的界定以服装尺寸和样式为主，比如1935年7月30日，在北京一处剧院里，身配盒子炮、手持小手枪的警察下令，凡衣服薄如蝉翼、裸露腿部而不着袜子的摩登妇女，不准听戏，只能换衣后再来。广州公安则制定了一套服装标准，勒令妇女界严格遵守，且禁止洋服店再开发新式衣服，1935年9月起，广州市正式开始执行取缔命令。

《日常服装暂行条例》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日常衣服材质需采用国货。二、长衫长度不得拖至脚踝，最短必须过膝。三、短衫长度最短必须及臀，但妇女穿裙着，得变通之。四、袖长至长不得过指，最短必须过肘。五、妇女裙裤长度长不得拖至脚跟，短必须过膝。妇女穿长衫者，必须穿过膝之内裤。六、女子留发，以短装便利为主，过长者不能随意披发。七、男女学生在求学期间，不得穿翻领西装或露胸洋服。

尽管广州已经明令禁止奇装异服，但仍然有部分女性并不服从。山西省则另行了一套办法，即若要良家妇女有别于妓女，要佩戴桃花章，一律烫发，着高跟鞋。因而普通妇女不得不简朴一些，风俗则不正而自正了。

总的来说，发起于20世纪初、在1935年左右扩展到全国各省的“取缔奇装异服”反映了在与西方思想本土化共存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试图占领主导地位的局面。对于新奇装饰的追求的确会引导骄奢的生活方式，且服装过于露在封建思想还未完全褪去的社会确实有碍风化。这一时期对服饰的担忧也反应了女性的身体在当时得到了关注，这无疑是传统思想与倡导人体美的新文化交汇后产生的应激反应。

漫画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曾在《更衣记》中记载了中国百年的服装变化，其中谈到了传统女性的形象：“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传统女性在庭院深深中遵守着伦理纲常，往往只能凭借美德和才华得以出现在众人口中。直至民国之后，女性公然出现在街道中，在改良和改革的背景下接触新事物，才得以重塑自己。

漫画则对女性的古今之变有更直接的描绘，丁悚曾在“小报之王”——《晶报》上以《古今女子今夕观》为题刊出一系列表达女性变化的漫画。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漫画刊物发展的高峰，而女性则是大部分漫画表达的主体，但漫画中似乎并没有受到各种“取缔”和“禁止”的影响。如果照奇装异服的界定来看，漫画中表达的女性大多不符合标准。其原因可能与这一时期描绘女性漫画的主题有关，其主题主要围绕消费、情感和身体。

《晶报》，1919年，3月21日刊

一、消费。作为消费文化的典型符号，漫画中的女性处处透露出新式的消费观念。比如《上海漫画》第105期，鲁少飞的作品《造成一个美人脸，每人每天要输出去的代价》，描绘了妇女脸部装扮的器物和价格。同时，画面中女性华丽的装束也是关于消费的隐喻。叶浅予设计的时装美人几乎在每一期的《上海漫画》与《时代漫画》刊登。如果作者想描绘一个摩登女性，时髦的装扮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表达连同报刊内页的广告一起，营造出一个典型的消费文化下的世界。若是也按照奇装异服的标准对漫画人物做出限定，则很大一部分广告画也要消失了。

《上海漫画》，105期

二、情感。报刊上的当代女性被描绘成了完全违背传统妇女美德的群体。比如黄士英的一幅作品则表现了女性对家庭责任的的忽视：一位抽烟的女人窝在沙发上看书，男人抱着两个嚎啕大哭的孩子。画面旁边写着：“年轻的新妇说，你没有预先讲明孩子要归我照管的”。再如在1935年张乐平的一幅描绘妻子送别丈夫的作品反讽了都市女性无视传统纲常伦理，不守妇道的现象：曲线毕露的妻子半倚在丈夫肩上依依不舍，房间内门后衣橱里和床下分别藏着三个男人，画面下的一行小字写着远行的丈夫担心妻子寂寞，字和画形成鲜明的对比。

《时代漫画》，1934年，第4期

《时代漫画》，1935年，第19期

这一时期，以往女性操持家务、夫为妻纲、以男性为主的形象在漫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开始被需要、男性被抛弃的情景。虽然漫画表达了对这种现象的讽刺，但是也隐喻了一种传统性别的颠覆。

这个隐喻在张文元的《未来的上海风光的狂测》中有更直接的表达（《时代漫画》，第30期），八张小幅漫画直接描绘了未来的社会以女性为主，而男性则成为附庸。画面下的文字写道“当时男子已由失业而退化到无业可做，全回到家里”“马路上的男子已成为女子的附属品”。

三、身体。经历了几次思想解放运动后，人体美的倡导让身体的表述更加公开化，这也是漫画中出现了大量裸体画的原因之一。

《上海漫画》，1929年，第四十期

女性身体在漫画中也被当做性的符号。比如麦绿之画了三个身穿泳衣的少女讨论也许明年不能游泳的问题，画面的旁白写到原因是时人“一看见女人身上露出的手臂、大腿、颈项的肉会想入非非”。

《时代漫画》，第27期

总之，漫画的叙事塑造了一种身材姣好、举止妩媚、衣着摩登的女性形象，并且其已经作为性与消费的符号而深入读者心中了。漫画表达女性的方式一方面代表了都市女性如何被男性作者书写，另一方面也传达了报纸作为一种公共空间所采用的吸引观众的策略。

权力塑造下的女性形象

茅盾在《子夜》中开篇讲述了思想封建的的吴太爷进了上海，目睹城市的现代性后和女性凸显身体线条的新式装束后，竟一时间受了刺激，当天脑出血过世。现实生活中像吴老太爷一样的道学先生们和社会改良者大都不赞同女性的新装，也不赞同女性身体的外显，因而出现了诸如取缔“裸腿、裸足”、禁止男女同泳、禁止男女同校的运动。比如1934年，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对妇女的服装样式，和头发妆式作出了规定，并嘱江西省政府尊令奉行。江西省政府首先奉行之后，制定了一条法律，并让各市公安局严行取缔妇女妆式服装。这条法律详细规定了妇女衣着、发型，如“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衣领最高需离颧骨一寸半”。次年，蒋介石又向全国女性发出了禁止烫发散发的禁令，禁止全国妇女散发及烫发，全国军人此后不得与无发髻之妇女结婚。

为何在女性解放和妇女平等的思想广泛传播的20世纪30年代，官方和社会改良者反而对女性身体加以禁止？

首先，从女性的装扮来看，新式优质化妆品多是国外引进，随着妇女对化妆品的需求增大，会引起国货的滞销，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当时海关进口货物中，胭脂、香水以及各项化妆品占据了很大一部分。1935年，我国香水脂粉类进口总额达到一百七十二万四千六百一十六元，相当于中国七万六千多农民一年的收入。而20世纪20年代一双皮质的高跟鞋需要十多元钱，布艺的也需要六七元，这已经是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由此可见，一身时髦的装扮要消耗许多财力，如果这些财力只用于进口的话，久而久之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当时国货运动也专门设立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告诫妇女警惕骄奢浪费。

其次，由于城市的发展程度和新思想的传播速度不同，各地受传统礼教的影响也不同。除了北京、上海等城市外，全国其他的省市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速度较慢，新思想在当地被接受的程度也不高，因而移风易俗、让女性接受新文化的难度就更大。王笛曾在《街头文化》中描述在20世纪20年代时，“男女平权”在成都还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蒋介石选择从江西发起新生活运动、恢复传统礼教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南昌处在腹地，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较少，相对更容易接受改良。

其三，国民政府刚取得政权不久，蒋介石遵循“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加深对于民众的控制，进而巩固权力。

如果说取缔“奇装异服”之类的禁令是官方文化对身体的禁锢，那么漫画则是对身体的纾解。

在现实生活中被禁止和取缔的身体，在报刊上得以被各种图片、广告等讯息延续着，二者背后实际是国民政府和文化精英两种权力之间的角力。以新生活运动为例，国民政府试图实行一种官方的、标准的、制度的、规律的生活状态。然而报刊中的漫画文化则像巴赫金的“狂欢”概念一般，试图建构一个对立于官方生活，强调解除规则、重视肉体的纾解与创造的“第二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漫画中女性的身体则延伸出更多的意义。其首先是摩登时代的对女性的一种“公共想象”，能歌善舞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其二是消费时代下的一种符号化身，因而常常被广告插图所使用；其三，女性的身体被“娼妓化”，女性在狂欢的世界中注重肉体的享受。因此漫画中既表现女性对肉体美的炫耀，也表现男性对女性肉体的欲望。

此外，一些表现女性身体的漫画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吸引观众的策略。这一时期的漫画较少的关注农村妇女的身体，因为其并不符合摩登的美，也不符合肉体的美，更不能代表任何的消费文化。

尽管漫画所代表的文化试图对抗官方权力对女性的塑造进行斗争，但长此以往，女性美的标准在官方和大众的角力下逐渐模糊，女性形象走入困境，女性寻找各种美的标准。当时由于中国并没有重视身体美的传统，时人借鉴外国惯例，针对女性的身体各个部位提出了美的标准。比如1936年美的标准据说来源于纽约在三月举办的“美人审查大会”。美的身材要是“流线型的短小身材，而化妆则须有以自然美为根本”“头发的长度，至少要在二英寸以上，头发上所烫的波状，不可过细”等。这个大会每年都会提出一种美的类型和流行趋势，虽然如今看来这种美的标准是僵化和不可理喻的，但是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女性在面对新世界的无所适从，试图借助外部力量的引导约束。

总之，女性的形象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初期具有特别的意义。自晚清开始，妇女解放运动发挥作用，解放女性的身体的同时，也让其走入各种叙事之中。实际上直至20世纪30年代，无论是女性自身形象的塑造还是自身的解放，还处在起步阶段。这不禁让人思考，深受《娜拉》影响的中国“娜拉们”，在走出家庭和传统的束缚后，如何成为一股新的力量注入社会？

小结

20世纪，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和女性地位的提高让更多的中国女性可以享有教育、享受新的生活方式。女性身体的美也被发掘出来。然而，一方面，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女性难以摆脱传统风俗的控制，另一方面，被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倡导传播的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又瞄准女性的身体，试图重新定义女性的形象。实际上，女性的身体在公共空间接受着各种力量的审视和塑造。

20世纪30年代，代表大众文化的漫画和取缔“奇装异服”的官方文化仅代表了塑造女性形象的两种力量。在动荡时代下，女性的解放和塑造是共存的，这其中的矛盾在20世纪40年代后全民抗战思想之下又有了新的表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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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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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 总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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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号 《艺术博物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