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研究、解密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的历史方法论问题？

南襄两地对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的躬耕地南阳之纠纷，在500年前被廊坊人许复礼提告到明嘉靖都察院已经审定并判决。

明嘉靖都察院钦差大臣提督右都御史蒋曙，作为明嘉靖都察院国家司法部门的最高裁定人，执行了这个案子调查，并调取襄府光化王奏章，做出明嘉靖时期的国家司法判定。

近公元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诸葛亮的躬耕地之争又被炒得火热起来。以人教社教科书的错误注解为导火索，引爆南襄两地的民间群众口水大战——其中缘由不是该文章探讨内容，不在此处剖析。

怎么解密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之南阳归属或所指的这个历史课题呢？

襄阳认为:

《汉晋春秋》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三国志》记载:诸葛玄叔侄于建安初曾经避难荆州，又有往依刘表。号曰隆中属于南阳之邓县，刘表的州治所在地在襄阳，所以襄阳认定: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之南阳意指号曰隆中或以后的古隆中。

南阳认为:

诸葛亮认定的躬耕南阳之南阳就是现在的南阳，因为三国时南阳郡居于义阳郡新野县以北，南乡郡以东，就是现在的宛城区、卧龙区的地理坐标而地域面积面积大致相同。

又:东汉时南阳郡居于汉江以北，历史史著文献记载史证充足；习凿齿先生本人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因之佐证南阳在汉江以北。《襄阳府志》《襄阳县志》记载:东汉时邓县居于汉江（汉水）以北。

所以，南阳认定: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自古以来不是南阳之邓县，它居于汉江以南，属于东汉时南郡中庐县辖治或公元208年襄阳立郡后的襄阳郡中庐县辖治。而今天的襄阳古隆中亦在汉江以南，按中国历史历代记载的东汉时南襄两地汉水分界来研习:襄阳的号曰隆中或古隆中自古以来就不是属于南阳，自然与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无关。

从上面可以看出南襄两地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认知不同，各执一词，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南襄两地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之南阳的认知不同:

首先，缘由于历史记载的史证选择使用上的不同，即历史当事人主证与历史旁证的选择使用上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认定结果。

其二，缘由于南襄两地所采取的史源本原记载来论证历史的版本不同。南阳采取陈寿《三国志》作为基础历史研究，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蜀记》《晋书》《资治通鉴》等等相关记载，并参考野史《魏略》、习凿齿的《襄阳记》及《汉晋春秋》等论述。襄阳所采用的是《汉晋春秋》的号曰隆中说及其归属南阳之邓县的史证思维导图，结合引用号曰隆中说的那些衍生物之史料文献记载作为基础历史研究。

其三，从史源本原记载及其衍生物的后来文献记载引用，已经明白显现出诸葛亮躬耕地的两条历史来源线路:一是以陈寿《三国志》为史源本原记载的历史史证，认定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就是现在的南阳，因为现在的南阳市承载了古南阳郡的主体。二是以《汉晋春秋》的号曰隆中归属于南阳之邓县说为史源，演绎襄阳的号曰隆中或古隆中归属于南阳，诠释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之南阳，就是意指号曰隆中的历史。

从上面南襄两地的各执一词的历史史证认定上辨析，中国的前人们其实已经给出指导我们研究历史、解决历史课题的办法如:治史如断狱。也就是对待历史问题、悬疑问题，要如同运用司法审理时的庄重，如同运用司法判决时的严谨逻辑思维辨析及论证证据，并研习主证和旁证、印证、反证的内在辩证联系。因为，在对待当事人主证的认定上，它依然是现代司法判决结果的首要因素或最重要因素。

我们先辨析南襄两地关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两条史源本原，作以归纳:

南襄两地关于躬耕地争议的根源，追究其史源，就是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与习凿齿著书的《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之间的矛盾纠纷。

因为《汉晋春秋》的号曰隆中在汉水（汉江）以南，是地域行政辖治的互不所属、地理坐标南北对立。

号曰隆中的衍生物记载，始自《汉晋春秋》以后的众多文献记载里并被引用。而凡是以亮家于南阳邓县之隆中或襄阳城西二十里之南阳邓县隆中记载论述的，基本就是抄袭了《汉晋春秋》的这一条论述，而号曰隆中的衍生物是不能够成为证明其正确性及合理性的史证。

另一种论述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建安）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论述，他显然采取了习凿齿本人襄阳有孔明故宅说及《汉晋春秋》的亮家隆中说。司马光否定了《汉晋春秋》里亮家于南阳之邓县隆中的地理所属，他认定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把号曰隆中确认归属襄阳辖管。司马光的这一条论述，与诸葛武侯自谓躬耕于南阳论述并不矛盾。

故所有引用《汉晋春秋》的亮家于南阳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说的，基本都是把诸葛亮寓居指向襄阳。

而所有遵从并沿袭陈寿《三国志》及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基本都是把诸葛亮躬耕地指向南阳卧龙岗隆中武侯祠。因为武侯亦自谓躬耕南阳，卧龙岗隆中是自古以来的时南阳郡境内诸葛武侯遗迹最多的地方。

此上两条史源，被来自不同的文献记载者引用，就会有不同的论述结果。故解决躬耕地纷争必须从历史本源上解决诸葛亮本人说和《汉晋春秋》之号曰隆中论述的矛盾性，并论证辩证、分析其合理性，从而把历史的正确论述找出来。

下面我们探讨关于南阳的历史史证:

《上篇》

★主证:是主导全局并占主导地位的证据。

【南阳主证】:是历史当事人诸葛亮本人认定。

诸葛武侯在《前出师表》中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避乱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

《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载：“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

诸葛亮于《草庐对》曰:荆州北拒汉沔。两汉时南郡北界汉水，襄阳归属南郡居其北界，南阳自秦置以来居汉水以北。

诸葛亮又《后出师表》说:操困于南阳……，这是诸葛亮关于曹操攻打张绣的宛城之战，对于其战事态势的描绘。

以上是当事人诸葛亮的历史主证对于南阳的认定。

★旁证:1、广泛考证;多方论证。 2.从侧面证明。 3.主要证据以外的证据，侧面的证据。

【南阳的旁证】:

（一）南阳，可以代指南阳郡，也可以代指郡治宛城、宛县，这是语词使用习惯，与语词应用环境息息相关。

案(1):关于南阳代指郡治宛城的记载，《后汉书》也有很多。其中，《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延光）四年（125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这里边的“从南阳还”的南阳毫无疑问是指南阳郡治宛城。因为同一事件在《后汉书》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

同一事件在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记载为：孝安皇帝下：延光四年（乙丑、一二五）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甲辰，车驾南巡。 三月，戊午期，日有食之。庚申，帝至宛，不豫。〔宛，於元翻。书金滕：主有疾，弗豫。孔安国注曰：不悅豫。〕乙丑，帝发自宛；丁卯，至叶，崩于乘舆〔叶，式涉翻。乘，绳证翻。〕年三十二。

汉安帝刘祜（94年－125年 4月30日），汉章帝刘炟之孙，清河孝王刘庆之子，东汉第六位皇帝，在位19年。延光四年（125年），汉安帝携同阎皇后和贵戚南下游玩，三月庚申，行抵宛城，忽然得病，身体时冷时热，病势沉重，只好下令回京。到达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南）时已呈弥留状态。他想嘱咐后事，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睁眼盯视着皇后，慢慢死于车中，终年三十二岁。皇后不敢对外宣布安帝驾崩的消息，所在上食、问起居与往常一样。庚午日回到宫中。辛未晚上才发丧。当年葬于恭陵，庙号恭宗，谥号孝安皇帝。

这些记载清楚表明，安帝南巡到达宛城时得了重病，于是只好“从南阳还”，也就是同书说的“自宛还”，和《资治通鉴》说的“帝发自宛”，到叶县是安帝不治身亡。安帝返程的出发地“南阳”毫无疑问就是宛城。另外，叶县也属于南阳郡，《后汉书》把南阳和叶并列，表明在这里南阳不是南阳郡，而毫无疑问是代指郡治宛县的。

另外，《资治通鉴》卷四十二还有光武帝刘秀“幸南阳”的记载：

（建武）十一年（乙未、三五）春，三月，己酉，（光武）帝幸南阳，〔考异曰：帝纪：「己酉，幸南阳，庚午，车驾还宮。」上有「二月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阳。」以长历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盖帝纪「己酉」上脫「三月」字。今從袁纪。〕还幸章陵；庚午，车驾还宮。

《资治通鉴》清楚表明，光武帝“幸南阳”的同时还“幸章陵”。时章陵为南阳郡属县，非章陵郡。司马光将“南阳”与“章陵”并列，是指这是两个地方，所以，这个光武帝的“幸南阳”毫无疑问也是代指郡治宛县。

案(2):孙坚“比至南阳”也是在宛城即南阳城。

《孙坚传》记载，初平元年（190年），袁绍组织讨董（卓）联军，荆州刺史王睿与长沙太守孙坚皆起兵参与。由于王睿并不急于北上，反而南下欲清除与己素有积怨的武陵太守曹寅，不料被曹寅与孙坚合兵所杀。而后孙坚率荆州兵北上，到南阳时已聚众数万人，声势颇大。《孙坚传》载：“（孙坚）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坚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主簿推问意故。’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有顷，主簿复入白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咨于军门斩之。郡中震栗无法不获。”

其后裴注引《吴历》曰：“初坚至南阳，咨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山川。遣所亲人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闻之，心利其兵，即以步骑五六百人诣营省坚，坚卧与相见。无何，卒然而起，按剑骂咨，遂执斩之。”

对此事，《三国志》本传与裴注引《吴历》略有不同，但大体如此。从两书看，“咨明日亦答诣坚”和“即以步骑五六百人诣营省坚”的记载来看，孙坚的兵营即孙坚诛张咨的地点，应在郡治宛县城外很近的地方，“诣”就是见面。如果这个“南阳”是指南阳郡，则孙坚“比至南阳”就是刚到郡界，也就是在樊城一带，这么远的距离，怎么能“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怎么能“即以步骑五六百人诣营省坚”？所以，这个“南阳”一定是指宛城及附近一带，随后，孙坚杀张咨夺取宛城，与袁术会合，这样，袁术才能“得据其郡”，控制了整个南阳郡。

这个史料证明，孙坚比至的这个南阳，毫无疑问指的就是南阳太守张咨所在的郡治宛城。

案(3):《三国志-贾诩传》有“张绣在南阳”的记载，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收录的诸葛亮《后出师表》也有曹操“困于南阳”的记载，这两个“南阳”所指的都是一个历史事件，即曹操与张绣的“宛城之战”。

《三国志-贾诩传》记载“张绣在南阳，诩阴结绣，绣遣人迎诩”之句。

《张绣传》曰：“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太祖南征，军淯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绣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

《武帝纪第一》曰：“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荀彧传》有：“太祖方东忧吕布，南拒张绣，而绣败太祖军于宛。”

《于禁传》也有“从至宛，降张绣。绣复叛……复攻张绣于穰。”

《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建安）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绣奔穰，与刘表合。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张绣驻防宛城，绣亦不是南阳郡守和章陵郡守，这里的南阳当然指宛县和章陵县两地，而不是整个南阳郡与章陵郡二郡及其诸县。

另外，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到的曹操“困于南阳”也是同指这一事件。即建安二年曹操与张绣的“宛城之战”。“张绣在南阳”和“困于南阳”的“南阳”在这里就是指宛城或者宛县一带是没有疑义的历史共识。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在《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一文中也说过：“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可见，从诸葛亮到毛主席在“张绣在南阳”即是宛城这个问题上，认识“始终是一致的”。

案(4):《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水经注》说：“王莽更名，郡曰前队，县曰南阳。”所以，这里的“南阳”就是宛县，“前队大夫”就是南阳郡守。而后文的昆阳是南阳郡的属县，故此中之“南阳”不可能指南阳郡，应该也是指宛城。

案（5）《后汉书-郡国四》:南阳郡，秦置。雒阳南七百里。

南阳郡，距雒（洛）阳南七百里。因为宛、洛山水相连，我们只能把七百里理解为南阳郡治与洛阳城之间的距离，故此处南阳郡代称宛城。

从以上史料总结:南阳，在语词环境应用习惯上不仅可以代称南阳郡，也可以在语词使用习惯上代称宛城、宛县。自宛邑置名南阳，可以追溯史源到秦昭王27年，这是一个城市的历史传承。而东汉第一大郡南阳郡辖37县，能以南阳自名的县治只有南阳郡治宛县、宛城。

（二）、陈寿对于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是怎么补充的呢？

玄卒（公元197年），亮躬耕陇亩，又说躬耕于野。这个南阳对于陈寿来说，他当然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这个南阳有陇亩、亦有野。陈寿如是说:张绣在南阳，亦操困于南阳；孙坚比至南阳，袁术在南阳……陈寿《三国志》全部录存了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表奏章之躬耕于南阳说，而作为三国史的著书者，诚然是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第一人证旁证。

（三）、历史史著文献记载东汉时南阳郡和南郡的历史边界，是地域行政区划治区分的有力旁证。

案(1): 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所说的南都（南阳郡）位置是“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78年—139年），他对家乡南阳的地理位置自然非常清楚～时南阳郡居汉水以北，南郡居汉水以南。

案(2)《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案(3)《晋书·地理志》又云：“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其他相似的记载还有《楚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 见《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五）

案(4)《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 条的记载，《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也” 的记载。

案(5)《元和郡县志》也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荆州可以代称南郡。

案(6)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邔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 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

案(7)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记》中记载“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汉因之”。

以上史料为什么会有汉水以北或汉水以南这样的边界方位记载？这是缘于南阳郡和南郡交接边界的这一段汉水趋于东西走向的特殊性。

汉水在南阳郡境内和南郡境内的河段属于东南走向，只有“茨河—东津”间的汉水趋东西走向，两郡在此交接并以汉水分界南北。此处分界可以与文献中所载的：“汉水以北（或汉之阳）为南阳郡，汉水以南（或汉之阴）为南郡”互相印证。两汉时的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分界著述清晰，没有相互交叉辖制的记载。

所以，对于秦置及两汉时期的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地标分界南北，自秦、汉之始及后来的各朝各代都是这么认为的，历史史著、文献也是这么记载的，这是对两郡的汉水边界的共同历史认定。

案(8): 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的改变，始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东汉丞相曹操占据南郡北部后立襄阳郡，割走南阳郡山都县划治给襄阳郡（《襄阳府志》记载）:惟时郡境，北界汉水，西界万山～汉水以北之邓县西临襄阳郡山都县），分南阳郡西部地区设置南乡郡 。

综合以上史料文献辨析:东汉时南阳郡居汉水以北，南郡居汉水以南；曹操立襄阳郡后，襄阳郡有跨过汉水以北辖治山都县的记载。

（四）三国时南阳郡和襄阳郡的边界记载，成为决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重要旁证。

三国时代的南阳郡，更无可能辖治汉江北岸一带。魏黄初公元222年置义阳郡，邓县南部邓城置县(樊城一带)、同鄾县、山都县归属襄阳郡，邓县北部亦邓县划治给义阳郡。南阳郡居义阳郡以北（新野县边界以北，南乡郡以东），已无法隔着义阳郡、隔着邓城县去辖至汉水。陈寿和诸葛亮了解曹魏置襄阳郡、义阳郡、南乡郡这些行政区变化吗？当然知道。227年诸葛亮出师表奏章里曰躬耕于南阳，而这个南阳亦是义阳郡以北的南阳郡，故陈寿著述邓艾，义阳棘阳人（新野县东北）等，却没有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之南阳做任何特别注释。

案由:《三国志》中的人物籍贯，许多人以为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来表达，亦谬也。

魏晋两朝衔接，本身行政区划就是大部沿用大体相同，因此容易给人错觉。

实际上，陈寿《三国志》中是用东汉、三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来表述人物籍贯的。《襄阳府志》和《襄阳县志》等文献记载，也是按照魏置划治，记载行政区变化的。

案《三国志》:【李典字曼成，山阳钜野人也】，实际上晋泰始元年(265年)以山阳郡置高平国，如果后来陈寿以晋初行政区划书写人物籍贯，当写为：李典，高平钜野人也。

又案《三国志》:【许禇字仲康，谯国谯人也】，事实上晋初无谯国之封，只有谯郡。谯国乃魏黄初元年(220年)由郡改为封国，实为三国行政区划。

再案《三国志》:【雍州剌史郭淮遺广魏太守。】，“广魏一名，晋泰始中已更名为略阳。

由此可见，陈寿《三国志》中的人物籍贯的行政区划界定，乃东汉、三国时期。

司马光资治通鉴也是用”义阳来表达人物籍贯，如义阳魏延。

胡三省注：魏文帝分南阳郡立义阳郡，又立义阳县属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书也。如果义阳终废，则当追书南阳。说明司马光及胡三省手里没有义阳废置的。

所以，我们可以由义阳棘阳义阳新野这些描述中得出结论:魏置义阳郡，包含新野棘阳。

再考《三国志》邓艾，义阳棘阳人，甘露元年进封邓侯。按常例三国时封爵之制多以本郡邑为封土，则艾之邓侯封邑当以邓县为主，艾之为义阳人也，反推之，邓县亦属于义阳郡焉。

综合上述，魏义阳郡当为东西贯通分割旧南阳郡的一个大郡，未废，应包括新野、棘阳、邓、穰等县在内，郡治可能就是新野（新野亦曾为魏荆州治所）。

钱大昕晋义阳郡当是因魏之旧耳之论，然也。

《晋书》云义阳郡“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十二县为：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

考《三国志》黄初三年(222年)改封章陵王据为义阳王，又有景初元年(237年)十二月己未…分襄阳郡之鄀叶县属义阳郡。

因此，义阳郡“黄初三年置而景初犹存的说法是为正确。

但对于曹魏曾废义阳郡的说法似为不妥。

案司马彪《战略》中:“景元二年春三月…使烈督万人径造沮水，荆州、义阳南屯宜城。此处义阳南当为《三国志》中分襄阳郡之鄀所言之鄀地也。说眀魏义阳郡在景元二年(261年)仍是存在的，此时距晋武帝开囯泰始元年(265年)仅四年时间。

而对于晋义阳郡为太康中置的说法来自《晋书地理志》，谬也。《文献通考》与《通典》俱云:魏分南阳置义阳郡，晋宋并因之。

清代历史学家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记：按武帝泰始元年即封从伯父望为义阳王，是义阳置郡不始于太康当是因魏之旧耳，叙例以为魏文帝置，钱氏在此清楚地表达了对正史记载的疑问。

案《晋书卷三十七》：“义阳成王望，字子初……武帝受禅，封义阳王，邑万户，给兵二千人。

又案《读史方舆纪要》：“晋武帝泰始元年，封从伯望为义阳王，治新野，领义阳县～足见钱氏的说法是有所根据。

周振鹤先生曾指岀: 泰始元年司马炎行分封。

田余庆先生亦曾指岀：“西晋诸王，或随例于太康初年就国。

从两位先生的话语种可以推测出这样的结论：泰始元年司马炎即大封诸王，但各种各样的原因，诸王大多是太康年间就国，导致了后世人误以为一些郡国为太康中置，或如义阳郡。

再观《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中，咸宁三年，即太康元年：其无官者，皆遣就国。諸王公恋京師，皆涕泣而去。

此条也说明，泰始初封王后，诸王大都赖在京城，太康年才迟迟就国。

故从以上史料文献辨析，三国时的南阳郡居义阳郡以北，南乡郡以东。

三国两晋:三国时，南阳为魏国所有，隶属荆州。

三国时的南阳郡，入晋朝时名南阳国，治南阳城，辖宛、 西鄂、 雉、 鲁阳、犨 、淯阳、博望、 堵阳、 叶 、舞阴、 比阳、涅阳 、冠军 、郦十四县。

从上面史料文献辨析:三国时的南阳郡隔着义阳郡、襄阳邓城县，不能辖至汉水。

而假如诸葛亮自谓的躬耕地在三国时南阳郡郡境之外，于东汉时南阳郡境之内的其它36县任何一个地方，作为一个西晋史学家，以治史严谨而著称的陈寿一定会采用以魏置义阳郡、南乡郡、襄阳郡这些行政区划治变化来记载。陈寿一定会对南阳做一个标注，而注明地标所在地。所以，东汉时南阳郡与三国时南阳郡的重叠区域的一致性，这个南阳符合诸葛亮认定的躬耕南阳郡望，符合其迩来二十有一年矣南阳郡望认定。

这就是公元227年，诸葛亮曰躬耕于南阳，而唯一能够把躬耕地郡望所属表达明白的三国南阳郡，这一点也符合陈寿或以东汉行政区、三国当时魏置行政区来记述三国相关人物的记载历史办法。

故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郡望，就是三国现状划治下的南阳，这不仅是一个三国军事家对今天下三分的行政区划治现状认定，更是智慧体现在多年以前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时，对行政区现状划治的这一种认知存在。即或这个南阳迩来二十年有一矣，但这个南阳在三国时依然有自己的郡望及行政存在，而不是被分割出去多年的东汉南阳郡所属的那些不再称呼为南阳的地区；若不然，诸葛亮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南阳郡望说清楚？

习凿齿自谓:襄阳有孔明故宅，《资治通鉴》亦曰:（建安）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故宅就是亮家、就是襄阳隆中，所以号曰隆中归属襄阳辖治而不是南阳邓县。习凿齿自谓: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亦否定汉水以南的号曰隆中归属汉水以北的时南阳之邓县所辖。

故《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是一条逆反历史边界记载的伪历史论述，这是一些人为了附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而杜撰了一个号曰隆中归属南阳邓县的伪历史记载，以便于让诸葛亮躬耕于号曰隆中。

故据以上史料、文献记载得出结论:居于汉水以南，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绝不属于东汉时南阳郡邓县县境，因为南阳居汉水以北；也不归属三国时的南阳郡，它居义阳郡以北；更不是具备资格剥夺郡治宛城、宛县可以名称南阳的城市历史传承的独有属性。

诸葛亮的历史主证认定躬耕于南阳，不仅指向东汉时自汉以北的南阳郡，更是指明三国历史演绎下居于义阳郡之北的南阳郡或南阳郡城，这是三国军事家诸葛亮对今天下三分行政区划治的现实认定。

依据以上史证辨析，从历史主证上得出结论:汉水以南的号曰隆中属于南郡或后来的襄阳郡，不是属于汉水以北的东汉南阳郡或三国时南阳郡，所以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与居于汉江以南的号曰隆中没有任何关系。

（五）、其它旁证

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 ，操困于南阳。陈寿:张绣在南阳、孙坚比至南阳，袁术在南阳……黄陵庙汉古碑记载:诸葛亮曰仆躬耕于南阳之亩。诸葛亮曰荆州北拒汉沔，汉水以北为南阳。这个南阳，亦被习凿齿先生本人佐证于汉水以北。

试问:这些事件的发生地南阳，是号曰隆中所在地，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吗？

成都武侯祠809年唐碑记载:“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未从虎，时称卧龙”。

勉县武侯祠795年唐碑记载:诸葛武侯腕足南阳。

唐代众多文人及官宦达人的游祭之地，卧龙岗隆中四百通古碑记载:是诸葛武侯躬耕地及诸葛庐遗址……

《大明一统志》亦云:“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

500年前明嘉靖皇帝都察院钦差大臣右都御史蒋曙，时处理南襄两地发生的诸葛躬耕地之真伪纠纷，在调取廊坊人许复礼奏章和襄府光化王奏章，审查、调查后判定:卧龙岗隆中是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地和寓居。皇帝题准:是！下发翰林院传达执行。

这是躬耕地纠纷第一次被上升到国家司法层面的司法认定。

试问: 500年前明嘉靖都察院的司法判决可以随意被推翻吗？这在西方司法体系传统判定中是不可想象的。而明嘉靖都察院的判决过程，就被凿开在卧龙岗隆中的古碑上。

《琅琊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亦云：“亮生于琅琊，迁居于南阳，官于西蜀。”

山东临沂《诸葛亮祖故碑》亦日：“我诸葛氏家于琅琊，迁于南阳。”考察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应以最早、最权威的正史记载为主证，辅之以晚出的其他材料，才是科学严谨的治史方法，否则将会贻误后人。

所以，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历史客观事实存在，不是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改变。故天下只有一说，就是诸葛亮本人说，这是历史人物的当事人主证，也是铁证，是躬耕地的历史真相。

★印证:所谓通过对照比较，证明与事实相符。

★反证:证明定理的一种方法。先提出和定理中的结论相反的假定，然后从这个假定中得出和已知条件相矛盾的结果来，这样就否定了原来的假定而肯定了定理。也叫归谬法。

【南阳的印证与反证（A）】:

（一）众所周知，习凿齿是《汉晋春秋》的著书者，史著记载就是著史者自己的认知，史著应当与著史者本人其它论述保持一致性，这是一个正常人基本的逻辑思维状况。但不然，习凿齿本人其它论述与《汉晋春秋》记载有对立性（相互否定、相互矛盾）的存在；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解密躬耕地的一个重要史证，是提供历史主证之外的另一个最重要历史证据。

论习凿齿的其它著书与《汉晋春秋》记载的矛盾性。作为支撑襄阳古隆中的唯一史源史证号曰隆中说，是东晋以前的一条孤证，它自身的不可靠性本来就是对自己的否定。、论号曰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是杜撰附会之说，是逆反历史史著边界记载的伪历史论条。

下面我们重新审视、辩证习凿齿本人的三句话:

（1）习凿齿自谓襄阳有孔明故宅，对这一句话理解为:孔明故宅（亮家所在地）归属襄阳行政辖管。

习凿齿著述的《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一句话理解为:亮家归属南阳邓县行政管辖。

在习凿齿的论述里，孔明故宅就是亮家，亦是号曰隆中；而习凿齿自谓亮家属于襄阳行政辖管，又说亮家属于南阳邓县行政管辖。这种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论述，它出自习凿齿本人一人之口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习凿齿是一个文史家、博学者，他是理智的；他无神经病史或无神经错乱症，怎么可能有如此荒唐逻辑及混乱著述呢？据记载:习凿齿著书《汉晋春秋》的手稿散失，是什么时候被整理成册？需要考究。若如此，我们就有理由质疑《汉晋春秋》手稿被人整理时添加了杜撰附会之说，亦有必要质疑其为一条逆反历史边界记载、穿凿附会地凿假伪论述。

习凿齿自谓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因之。习凿齿的这一条论述与以上历代史著文献记载的秦置南阳郡和南郡之边界记述是一致的，证明了习凿齿的这个论条的可靠性和正确性。故习凿齿本人说自汉以南为南郡及所有相关史著文献的汉水边界记载，否决了汉水以南号曰隆中归属汉水以北的时南阳郡邓县。

故以上史据证明:《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是一条造假附会之说，是因应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而杜撰的一条伪历史论述。

（2）论襄阳有孔明故宅是否可以代替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它们之间的矛盾性，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a)、诸葛故宅的历史记载与现实襄阳古隆中地理坐标的差异。

习凿齿本人说襄阳有孔明故宅依据从哪里来？从陈寿《三国志》记载:诸葛玄叔侄避难荆州和往依刘表历史记载演绎推理出来的。

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论述的寓居襄阳隆中的史源依据从何处来？他也是依据《三国志》记载:诸葛玄叔侄避难荆州和往依刘表中推演，辨析出他们可能出现在襄阳的时间为建安初，又依据习凿齿本人说襄阳有孔明故宅及《汉晋春秋》曰:号曰隆中说历史演绎推理出来的，故司马光记载:建安初寓居襄阳隆中一说。

避难荆州和往依刘表能够证明诸葛玄叔侄寓居襄阳吗？这是历史演绎推理的一种可能性，实属于史证不足。

建安初，诸葛玄往依刘表这一段历史，事发地就是刘表之日居所在地——荆州州府所在地仅为其一，因刘表居所不是一处。

陈寿记载的避难荆州和往依刘表是不同涵义:避难荆州是泛指，往依刘表是特指。

避难荆州可以指荆州任何一郡一县，往依刘表可以指荆州刘表的日常所在地，但不排除指向荆州刘表与诸葛玄在荆州任何地方约见的可能性，因为刘表在荆州的居处不仅仅是襄阳一处居所（而仅襄阳就有刘表三处居地的可能存在）。刘表的荆州州治也不是一处，汉寿、江陵、宜城、欧庙汉襄阳城，襄阳为刘表最后州府迁徙所在地。

往依刘表对于襄阳来说，是可能存在的约见地之一。这是东晋文史家习凿齿的一种历史演绎推理，而不是历史的绝对肯定，绝对化于襄阳州府所在地之约见或暂居。

襄阳若以避难荆州或往依刘表决断历史，属于史证不足，不足以证明诸葛玄于建安初居住襄阳。

时荆州刘表权力集团被襄阳家族势力架空，往依刘表的外来人士，都居于荆州各地属县，这是历史记载里的现实存在。襄阳本地人庞德公、庞统都不为襄阳家族势力所使用，更不要谈起外来人颍川司马徽等等其他人啦！

诸葛玄曾经被袁术举荐豫章太守为官未果，袁术是荆州刘表和襄阳家族的死敌，试问:诸葛玄如何能够被安排在荆州权力中心？打发其去属县做事已经是很大的人情面子，谈何诸葛玄居于襄阳？诸葛兄弟慧根极高，基于从叔父的交谈和襄阳处境，如何看不出这一种冷酷人际关系环境存在？

诸葛亮假如居于襄阳，他怎么能够建议一个初次见面的刘备，去夺取舶来品姨夫刘表、舅舅蔡瑁、亲戚蒯越们的荆州呢？夺取亲戚们的襄阳？这是多大的仇恨？

诚然，这是逆反诸葛亮人格之精诚忠义、有恩必报之德行！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诸葛亮从来与这些人无染。

案史载：“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乐毅时人莫许之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三国志》曰:惟徐庶、崔州平友善的诸葛亮人际关系环境是真实的历史现状见证，襄阳说者们所谓的诸葛亮亲戚圈朋友圈难以自圆其说。

又案往依刘表的北方精英大都不在州府所在地襄阳居住，这是历史记载显示的现实基本情况:

刘、关、张居新野，南阳李严居荆州属县。

南阳人黄忠、魏延住在长沙，

南阳人文聘驻守宛城……

荆州州府所在地襄阳，除了襄阳家族势力，蒯越、蔡瑁帽等人，没有其他外人能够插得进去。襄阳家族架空刘表荆州权力中心，荆州襄阳家族排外心理非常严重，是以北方精英在荆州那么多，而能够进入荆州权力中心的没有一人，后来多去北方投奔曹操，或去东吴投奔孙权。

又案:《三国志·甘宁传》记载：……至二十余年，止不攻劫，颇读诸子，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 说的是甘宁二十岁，停止打家抢劫行为之后，读了不少诸子百家的著作，于是投靠刘表，住在南阳，不被重用，后又依附黄祖。甘宁往依刘表住在襄阳了吗？没有啊！

案裴注:诸葛玄卒于西城。诸葛玄卒于西城，诸葛亮兄弟自当不会去襄阳。他们会回到初来荆州的故居地——平山脚下旧寓居（平顶山博物馆记载）。

《三国志》史载：“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

南阳郡与南郡（宜城、襄阳县等都曾为刘表州治所在地）同属荆州牧刘表地盘。按襄阳说者们的认定观点:刘表荆州不能代称（代指）治所襄阳；但刘表为荆州牧，故荆州刘表所处地，不能唯一确定为州府襄阳。

《三国志》等国史，没有诸葛玄在襄阳活动的任何记载。不排除诸葛玄往依刘表后，刘表将诸葛玄一家安置在荆州南阳郡叶县。

案依据平顶山博物馆史料和碑刻证明：公元190年诸葛玄叔侄避难荆州，受阻于孙坚南阳宛城打仗，暂居平山脚下生活，有寓居。后有南阳袁术举荐，诸葛玄叔侄去豫章上任；豫章上任未果，回头往依刘表。但诸葛玄往依刘表就一定是襄阳这个地方吗？不确定。诸葛玄一定待在刘表处吗？也不一定。往依刘表的北方精英大都不在州府所在地襄阳居住，这是历史记载显示的现实存在。

刘表夺取荆州后，初置州府所在地为为宜城，后迁徙至襄阳古城欧庙邹湾遗址处。两地距离古隆中风景区有几十公里，与襄阳古隆中所谓寓居地理坐标不同。

襄阳历史上文献传述的隆中记载，有十个之多的隆中地理坐标，它们没有与古隆中地理坐标相同的一个。

古隆中风景区寓居的地理坐标，也不是《汉晋春秋》里号曰隆中的地理坐标，它们在方位上偏差，在地理坐标位置上相错5公里（号曰隆中居城西二十里即现制的16里，古隆中风景区居城西南三十里）。

襄阳诸葛故宅的史证不足，以宜城和欧庙邹湾古城遗址为坐标，无法确认襄阳古隆中风景区诸葛寓居，无法成为错位几十公里的古隆中寓居之历史史证。

北津戍襄阳城始建于东晋公元377年的夫人城雏形，于389年侨置雍州。以此为地理坐标城西二十里今制16里，亦无法成为城西南三十里古隆中诸葛寓居的史证。

(b)、躬耕于南阳的历史客观性:

习凿齿本人说襄阳有诸葛故宅，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因之不仅否定了号曰隆中归属南阳之邓县，他也印证并确认了诸葛武侯自谓躬耕于南阳的历史主证的客观性，史著及文献边界记载里南阳居汉之阳的共同认定的客观事实存在。

(c)、躬耕于南阳的不可替代性:

习凿齿本人著述襄阳孔明故宅时，距离建安初时的所谓诸葛玄叔侄故居间隔有两百多年，而随着欧庙汉襄阳古城毁于公元330年郭敬之手，迁襄阳居民于汉江以北后，诸葛故宅也成了灰飞烟灭无处安放之所。而刘表时的北津戍垒（兵营）什么时候始建为城？襄阳文献记载清晰。案《襄阳大事记》:北津戌襄阳兵营于公元377年补建了夫人城，这是今天襄阳古城的雏形。欧庙邹湾古城遗址考古是汉文化土层，有城址轮廓。今北津戍襄阳城没有考出汉文化土层，史载其始建于东晋，但其宋文化土层浓厚。

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史源于公元227年出师表奏章里，距离建安初诸葛玄叔侄在襄阳时已经过去32年。时隔32年，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居草庐三顾……诸葛亮本人所确认的，是习凿齿本人说的襄阳故宅吗？显然不是。襄阳古隆中是林深草密的山间地形，居于隆中山以南、汉水以南，不属于历代南阳所辖；它有躬耕于南阳的陇亩和田野吗？显然又不能具备。

本人曾经实地考究古隆中地理环境，踱步测量躬耕田为一亩水田和一亩旱田。据说也是古隆中风景区开发时使用挖机造田，实在没有找到天如盖，田似棋盘的陇亩来。山林杂草密被，故宅于半山腰茂林之中，出行沟壑断路，无电并汲水困难，遇到暴雨连绵雨季，诚然一绝地也。实在不能想象1800多年前的东汉此地此景，于此处生存之艰危，且不谈野兽恣意，而这些已经超出现代人的思维及想象力。

故诸葛孔明自谓苟全性命于乱世、居草庐、自认卑鄙种地赖以生活、三顾茅庐、草庐对话、惟徐庶崔州平友善的生存环境及外部人际关系，也证实了习凿齿的襄阳诸葛故宅襄阳城所处的安定历史环境、襄阳故事传说中的诸葛亮朋友圈、诸葛亮豪门亲戚圈与诸葛武侯躬耕于南阳是在不同的地方。而以襄阳古隆中风景区诸葛寓居论之，似乎只有一个绝非可能结果。

而如果把习凿齿的诸葛故宅说，确认是躬耕地隐居地？

那么习凿齿本人的襄阳有孔明故宅就成了躬耕地，造成了与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的南北地理坐标矛盾对立:南阳居汉之阳，襄阳居沔之阴；造成了行政划治地域辖管混乱对立:习凿齿先生的诸葛故宅在襄阳，诸葛亮自谓的躬耕地在南阳。

把襄阳诸葛故居说成是躬耕地，这是反智历史史源本原记载、反智诸葛亮历史主证的论述的——造成了史著文献历史边界记载的对立:汉水分界南阳郡和南郡地标清晰，南阳居汉之阳，襄阳居沔之阴。而东汉时于襄阳立郡以前，没有相互交叉辖治的历史记载。

故在选择两说史证可信度上，无疑是诸葛亮本人说更具有历史主证中不可逆的正确性。这就是把习凿齿本人说襄阳有孔明故宅确认为躬耕地、隐居地、三顾地时与诸葛亮自谓躬耕南阳的矛盾对立性。

(d)、论襄阳有孔明故宅与躬耕于南阳的统一性:

如果习凿齿本人著述的诸葛故宅，不是诸葛武侯的躬耕地、隐居地、三顾茅庐发生地，就不存在习凿齿本人的孔明故宅说与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矛盾对立。襄阳有孔明故宅论条就不具备否定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地理坐标对立性及否决诸葛亮的历史主证认证的矛盾性。从这一点上辨析，就是诸葛亮本人说躬耕南阳与习凿齿本人说襄阳有孔明故宅的统一性。

所以，把习凿齿本人著述的襄阳有孔明故宅论述，穿凿附会躬耕地隐居地之说，就制造了逆反历史边界本原记载的论述，它不仅被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否定掉，也被习凿齿本人说自汉以北为南阳所否定掉！

一条被著史者本人所否定、被历史人物主证所否定、被相关历史史著及文献边界记载所否定的史证，如何能够成为襄阳古隆中躬耕地隐居地草庐对策的史证呢？

试问:号曰隆中作为躬耕地、隐居地、隆中对策的史源史证崩塌，襄阳古隆中如何能够延续自己躬耕地隐居地隆中对策的神话呢？

故诸葛亮本人说的躬耕地，居草庐，三顾地——诸葛孔明自谓卑鄙的种地生活，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存环境……只能指向一个地方，就是诸葛武侯本人说的躬耕于南阳，即是三国时的南阳郡或南阳城（宛城、宛县）。

【南阳的印证与反证（B）】:

隆山是证明诸葛故乡历史地理坐标的旁证。

案:祝穆的《方舆胜览》于公元1238年记载，明代中徐学谟于公元1569年《古隆中游记》记载，明万历《襄阳府志》记载:襄阳隆中山于公元1620年后被置名隆中山之前，原名伏龙山。与《水经注》记载的北魏之前唯一名隆山的地方，即湖阳东二里隆山没有任何历史关联，与刘弘将军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隆山没有任何联系。

案《明天顺襄阳郡志》：”隆中山在县西北二十里，其下有隆中书院”（同书云”阿头山在县西九里”）；明天顺年号1457～1464），比明万历（1573～1620）早了一百多年。其方位与现在居于襄阳西南三十里的古隆中及隆中山地理坐标明显是南辕北辙，不在一个地方呀。诚言:襄阳隆中何其多？襄阳历代梦蹉跎啊——襄阳前人自己都弄不清楚啊！

诸葛亮卒后大约80年，史学家王隐于310年前后著书《蜀记》，该书录存了西晋将军刘弘奉天子之命，在晋永兴中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祭拜孔明活动。王隐把诸葛之故乡置名隆中，这是隆中名字在史著记载里的第一次出现。王隐《蜀记》载：晋永兴(公元304-306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那么，王隐置名的隆中与刘弘将军、李兴著述的隆山有什么关系呢？刘弘将军、李兴为什么不以隆中来书写祭文？道理很简单，就是刘弘将军和李兴祭祀时，还没有隆中这个地名出现。刘弘将军在南阳宛城平叛张昌，作为一个军事指挥者，对荆州境内的山川河流、行政地名应当非常熟悉，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

案: 陈寿及《三国志》未提及隆中地方，诸葛亮本人一生也未言及隆中二字）～故隆中之名是取自史学家王隐之手，这些符合情理演绎推定。

据祭文记载:于沔之阳是诸葛故乡的方位坐标，隆山当是诸葛故乡的地理坐标，而王隐的隆中自当成为诸葛故乡置名。

所以找到隆山位置，就确认了诸葛故乡的位置，也确定了隆中的位置。隆山～这是史著记载对诸葛故乡最贴近的一次记载，记录在诸葛武侯卒后70年刘弘将军一行祭拜活动的祭文里，也是对诸葛亮躬耕地最真实的解释。而王隐的隆中在哪里？隆山又在哪里呢？

1、王隐的隆中置名是从宛名取自于宛中，隆的形象寓名里演绎。

《尔雅·释山》曰：小山，岌；大山，峘；属者，峄；独者，蜀；上正，章；宛中，隆。其中“宛中，隆”说的即是宛盆地（南阳盆地）的地貌地形。宛，是南阳最早的地名由来。先人们的慧名，反映出南阳盆地的独有生态特征。

《说文解字》云：宛，屈草自履也，从宀、夗声；其义： “四方高中央下”， 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宛中～隆，注曰：“山中央高。”宛盆地群山拱卫，安居中国腹心地带，北为伏牛山，东为桐柏山，西依秦岭，南部为大巴山余脉，东南部为大别山，东南方通过随州走廊与江汉盆地相连；宛盆地之中隆起的山丘，即有“隆山”之意。

宛盆地周山而中平，有十座孤山互不相连隆在宛中:隆在其中者～隆中也。

自湖阳登隆山以远眺，就有九架孤山于南阳城周边环抱林立，故史学家王隐把宛中，隆地貌以形象置名隆中。刘弘将军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即是远眺诸葛之故乡，南阳城之隆中地区也。

南阳城周边九架孤山之概况:天下奇观，盖以古为胜;世上山川，多以秀为美。南阳既古且秀，以市区为圆心，在半径20公里内，自西北向东北，错落有致的镶嵌着九架五彩斑斓的小山。这九架山突兀而立，互不相联，古时人们称为九架孤山。分别是：遮山、羊山、磨山、塔子山、紫山、独山、蒲山、丰山、隐山。九架孤山平均海拔310米，最高的是独山，海拔367.9米，最低是丰山，海拔225米。距市区最远的20公里，最近的3公里。从地形上看，紫山居中，隐山、丰山、独山、蒲山居左，塔子山、磨山、羊山、遮山居右，九架山形如圈椅，繁华的市区稳稳地坐在大椅子的怀抱中。圈椅的左边，奔流的白河似锦带飘逸，圈椅的右边起伏的翠岗如卧龙腾跃。山有灵气，水也传情，城蕴神韵。九架孤山是南阳的后花园，更是述写南阳历史文化的山和厚重地脉的山。

所以，从宛中，隆的宛盆地地貌生态环境及宛名的形象寓名演绎，三国时的南阳郡，两晋时的南阳国、南阳城就是史学家王隐称之为隆中的地方。

2、刘弘将军的登隆山从《水经注》记载的隆山地理坐标来推定。

汉代之后，除了《三国志·诸葛亮传》著述，后有引用《蜀记》“刘弘至隆中、登隆山以远望”的“隆山”外，其他地方只有《水经注·比水》中有关于“隆山”的记载，而且此处“隆山”刚好位于南阳到襄阳之间。

据《水经注》考察可知，“隆山”即为今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的隆山(今称蓼山)或隆山（狼牙山）周边，而襄阳阿头山和南阳卧龙岗在早期并没有“隆山”之称，因此王隐《蜀记》中“刘弘至隆中”的“隆中”和“登隆山以远望”的“隆山”，应该始自进入湖阳镇一带；湖阳镇“隆山”位于新野东南，二者之间的距离40公里左右，相距不是太远，也处于刘备驻地新野周边。

由此也可以推定，诸葛亮故宅或诸葛故乡的坐标，当是刘弘将军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中，于远望中的王隐所置名的隆中地区。

案引《水经注·比水》：又西至新野县，南入于淯。比水于冈南西南流，戍在冈上。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山之西侧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骑都尉，尚湖阳长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庙北有石堂。珍之玄孙桂阳太守瑒，以延熹四年遭母忧，于墓次立石祠，勒铭于梁，石字倾颓，而梁字无毁。盛弘之以为樊重之母畏雷室，盖传疑之谬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两石虎，相对夹隧道，虽处蛮荒，全无破毁，作制甚工，信为妙矣，世人因谓之为石虎山。其水西南流迳湖阳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蓼国也。

隆山的诸葛之故乡坐标确定，是不是就可以诠释清楚躬耕于南阳呢？诠释清楚刘弘将军是在南阳城祭拜先哲呢？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辩证、论证解决。

（a）、王隐的隆中和《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是同一个地方吗？这里我们要研究两个隆中的根源及由来。

王隐的隆中:

史源来自李兴撰书的《诸葛故宅铭》，它记述了刘弘将军奉天子之命，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一次祭拜先哲孔明的祭祀活动。王隐《蜀记》录存了这一篇祭文，并为这一篇祭文做了序。而在这个序里，王隐把诸葛之故乡、诸葛故宅归属并命名隆中（地区）。

王隐作为一个博学者、史学家，他对祭文里的于沔之阳能够理解吗？这个山南水北为阳的基本地理常识，我们应当相信没有人会质疑王隐的智商和博学，这个方向坐标就是在于沔之阳、隆山以北的南阳。

而当时这个南阳国（郡）有多大？居义阳郡（新野县）以北，南乡郡以东、治所南阳城。 晋（265年—420年）南阳有两种含义:一是南阳国～辖宛等14县，范围比今南阳小得多。今天的唐河、桐柏、新野、邓州、官庄工区等属义阳郡，如邓艾，义阳棘阳（今新野东北）人；今天的淅川、西峡、内乡等属南乡郡。二是南阳城～如习凿齿说的“乐宅戌，南阳城南九十里”。

也有人问:时襄阳之汉水以北，于沔之阳的地理面积那么大，即使隆山为坐标周边的地域面积也不小，为什么就一定是南阳城卧龙岗隆中呢？

这个探讨可以逆向推理:纵观东汉南阳郡辖37县，自古至今流传下来与卧龙岗隆中躬耕地或诸葛庐有所属纠纷的，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卧龙岗隆中作为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躬耕地，有其深厚的渊源及世代相传或记载。

从另一方面说，刘弘将军、李兴对这一篇祭文是严格审慎的，这不仅是祭文的严肃性，而是作为一个博学多才的军事指挥者，一个文采飞扬的李兴，绝不会在这一篇祭文犯下错误，在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地理坐标上表达混乱，在地理方向上出现差错。故把刘弘将军的于沔之阳拿到汉江以南来解释《汉晋春秋》之号曰隆中是行不通的。

王隐《蜀记》的隆中，必定与《诸葛故宅铭》记载的地理，保持地理方位及地理坐标的一致性。王隐隆中是对刘弘将军的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的延伸肯定，而不是否定。

故拿王隐的于沔之阳隆中去解释沔之阴号曰隆中也是行不通的，它们是汉水以北与汉水以南的两个对立地理坐标。

《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 其史源名字出现在诸葛武侯卒后160年以后（或更久远），在王隐以后约80年才出现（真实时间或更久远），它的地理坐标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居沔之阴～汉水以南。从号曰而置名的寓意上辨析，其置名之前已经有一个不同地理坐标的隆中存在，这个隆中就是王隐的于沔之阳隆中。故从情理演绎推理:沔之阴号曰隆中，是以王隐沔之阳隆中而置名的，故以号曰而出世。

而把沔之阴号曰隆中解释成王隐沔之阳隆中的，这是逆反《诸葛故宅铭》原文的地理坐标记载的，也是对史学家王隐、军事家刘弘、博学多才李兴的智商及学识的严重质疑，故该论述也无法成立。

刘弘将军之故里～濉溪县人民政府官网对刘弘将军的生平简介:

李兴所撰书的刘弘将军祭拜先哲诸葛孔明的《诸葛故宅铭》这一篇碑文是诸葛亮死后70年写的。诸葛亮的草庐由于年长日久无人居住和维修，早已颓垣断壁。因此，刘弘、李兴等人来到隆中时，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故墟”而已。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他们是在沔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以上是濉溪县人民政府官网对刘弘将军祭祀孔明的第三方认证，独立于南阳认知和襄阳认知之外。

所以，王隐沔之阳隆中并不是《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二者具有地理坐标是北南对立～沔之阳与沔之阴地标对立，它们互不所属，这就是后世记载两个隆中的史源来历。

(b)、对《水经注》里所采集的关于隆中的史料辨析。

《水经注》作为北魏人郦道元的河道水系地理著述，他对河道水系地理记载的准确度应当高于他对人文风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记载的准确度。《水经注》的历史故事、人文风情、神话传说的文献资料来源何处？无从考究。但作为一个北魏官员，在南北对立的情况下，他无从以行动调查他国的山川河流或求证当地的人文、历史、传说，因为北魏之南界在宛洛之间（鲁阳是北魏的南部边界），宛城不是北魏，郦道元更是没有去过南方及襄阳。基于这个缘故，对《水经注》的人文、历史、传说等当审慎并论证使用。

案《水经注·沔水》载：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又案王象之《舆地纪胜》曰:邓城西七里独乐山居汉水以北，郦道元乐山居汉水以南。襄阳汉水两岸有两个乐山，让人们诧异。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郦道元及其《水经注》: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今涿州）人。郦范之子。故里在今涿州市东道园村。郦道元于太和十八年（494）步入仕途，不久承袭其父爵位，为永宁伯。后任太傅掾、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

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着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

案朝廷下诏鲁阳太守郦道元说：“鲁阳原本是南部边境的地区，没有设立过学校。现在可以在那里设立学校，使鲁阳像西汉文翁办学那样成为有文化教养的地区。”

这是鲁阳作为北魏南部边界记述～故郦道元的史源资料很可能来自帝都洛阳或长安所遗存。

据以上史料分析:郦道元与李兴的《诸葛故宅铭》间隔时间有两百多年，与王隐《蜀记》间隔两百年，与《汉晋春秋》间隔时间有约一百一十年，与诸葛武侯卒后间隔约270年。郦道元的史料来源很清楚，他采集了诸葛亮出师表奏章，采集了《汉晋春秋》的号曰隆中论述，采集了王隐为《诸葛孔明铭》做的序，又采集了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的相关襄阳文献记载。

但郦道元的在史料采集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把诸葛亮本人说的三顾茅庐表达为沔之阴号曰隆中和此宅，而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居草庐三顾茅庐躬耕于南阳之亩……是被当事人主证认定于沔之阳的同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郦道元的隆中说这个论述成立，那么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历史主证就不成立；包括史著、文献相关的边界记载亦被否定，习凿齿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因之亦被否定。如果郦道元的这个论述成立，不仅王隐的沔之阳隆中，包括刘弘和李兴所撰书的祭文里地理方位和地理坐标也将被否定。

所以凭此辨析、论证后得出结论:《水经注》里所采集、录存的这一条史传记载是无法成为证明襄阳古隆中为故居、躬耕地、三顾茅庐的历史佐证的。

换另一种思路论证，即或襄阳有孔明故宅的论述确凿无疑，也是无法否定或推翻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历史原证。

而把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曲解成躬耕于襄阳号曰隆中的结论，无疑是对号曰隆中自身的本原否定，是对襄阳地理边界的否定，因为号曰隆中自古以来就不是属于时南阳邓县县境。

综合剖析:对于历史史源记载及历史真相的辨析上，要以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辩证。如果把是曲解成不是，或者把不是扭曲成为是，这就制造出历史记载论述，在辩证论证思维里混乱及其相互对立的矛盾存在，而不是符合历史情理演绎推理中的一致性或合理性。

而在对待史源史证的使用上，历史人物的主证是第一要素，如果不是存在被颠覆的根本性的原则错误，历史人物的主证是任何旁证所不能推翻及否定的。而历史旁证，只能作为辅助保持对历史主证的一致性，因为历史主证有客观事实存在的不可逆性。在没有历史主证的论证中，才显现历史旁证的重要性，而选择辨析可靠性的旁证，这是论证的首要。

故在南襄两地躬耕地纠纷里，习凿齿本人说的襄阳有孔明故宅，无法代替诸葛亮自谓的躬耕于南阳，这或是诸葛孔明成长过程的人生两个阶段，它们具备历史情理演绎推理的一致性。但如果把这两个论述放在一个篮子里，归属于同一个地方，就会造成历史史源本原记载的对立矛盾性，是以制造出了千古学术争议，亦造就了众多奇葩学术论述。

【南阳的印证（C）】:

应劭的迷思：襄阳、襄水、襄山与邹湾襄阳城遗址发掘的联系？

09-28 ·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襄阳之得名，一般均认为是因在襄水之阳得名。

但襄水是一条什么水呢？

有人说襄水就是汉水，例如孟浩然“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可是如果襄水是汉水的话，那襄阳就该叫“襄阴”，因为襄阳城始终在汉水以南，唐代文人就习惯用“汉阴”代指襄阳。因此，以汉水解释襄水是行不通的。

有人说襄水是襄阳城南的一条小水道。也就是今天的南渠。此说出自汉代的应劭，或者说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卷二九：“（檀溪）水傍，城北注……西去（襄阳）城里余，北流注于沔（即汉水）。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自《水经注》起，后人多据这一条材料认为襄阳之得名源于《水经注》中记载的这一条“襄水”，也就是现在被称作南渠或襄渠的一条小水道。然而，襄阳附近最有名的大河明明是汉水，《诗经》所谓“汉之广矣，不可泳思”。为何襄阳不以汉水命名，而要以名不见经传的襄水命名呢？这颇为奇怪。

倘若我们仔细揣摩郦道元的叙述，便可知道其态度。郦氏的这句话是说：檀溪水从襄阳城西北流，注入汉水，其中有一条水东南流，经过了襄阳城南；应劭曾经说过，襄阳是因为在襄水之阳（北）而得名的，那这条水就一定是襄水了（是水当即襄水也）！可见，因为应劭曾说“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郦道元才将这条水道与应劭口中的“襄水”相互对应。可是，应劭的说法未必是事实，反而有可能是望文生义。今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其一，《水经注》卷二九：“均水南逕顺阳县西，汉哀帝更为博山县，明帝复曰顺阳。应劭曰：‘县在顺水之阳’。”南阳郡顺阳县之得名，应劭说是因为居“顺水之阳”，实际上顺阳附近没有叫顺水的河流，只有一条丹水/均水。因此，杨守敬便批评应劭说“应劭凡遇县有阳字皆云某山某水之阳，其实多无此山水。”今人论地名学史者，往往对此重视不足，认为。据统计，在这类带“阴”、“阳”字眼的44个地名中，根据应劭的解释，这批带“阳”字地名（共41个）全都因位于河流之阳而得名（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第51页）。如果这些加以审察，或许可以对应劭的地名释读做出更全面的评价。

其二，《汉书地理志》：“千乘郡，博昌（县）。【应劭云：昌水出东莱昌阳。臣瓒曰：从东莱至博昌，经历宿水，不得至也，取其嘉名耳】。”在博昌县得名的解读中，应劭认为博昌之名源于昌水，但薛瓒却说是“取其嘉名”罢了。实际上，流经东莱郡的昌水和千乘郡相隔甚远，博昌与昌水毫无瓜葛

由此二例可知，应劭的地名释读，并非十全十美，反倒有不少望文生义、脱离实际的嫌疑。故而，今人亦有理由怀疑应劭所云“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果真如此？还是应劭的发明？

果然有人不信此说，为襄阳之得名创立了第二种解释。与郦道元同时期的南朝学者陆澄曾说：“襄阳无襄水也。”（《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引陆澄《地理志》）。

或许正是因为同时期的作者并不认可襄水之说。故而臆造了所谓“襄山”来解释。南朝学者的《荆州图副》云：“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始置襄阳郡，以地在襄山之阳为名”（《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引《荆州图副》）。但是，襄阳的背面就是汉水，没有山。

尽管襄山之说属无稽之谈，这也说明，时人并不都愿意相信应劭说的话，所以要再造出一座襄山来解释“襄阳”，尽管这个解释也很无力。

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解释。南朝《荆楚记》：“水驾山而上曰襄。”凡是驾山而上的水就可以叫襄水，这一说法也迅速占有一定市场。唐代的《十道志》就说：“涑水亦名襄水。荆楚之地，水驾山而上者皆呼为襄，上也。今土人呼为涑水，上流亦呼为襄。”但是此说也容易令人感到困惑，水何以驾山而上？因此在《方舆胜览》中，竟然被改成“水驾山而下为襄”。这样妄自改字以求妥帖，暴露的不仅是后世的虚妄，也暴露着此说的尴尬。

那么“襄”字究竟为何意？《荆楚记》所云“水驾山而上曰襄”有其内在意蕴，只不过《方舆胜览》的著者并不清楚其内涵。

陕西师大的学长在一篇文稿中使用了《尚书的一则材料进行解释。《尚书·尧典》云：“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注云：“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在“怀山襄陵”中的“襄”有“上”的意义，形容洪水滔天，环绕山陵。襄阳城紧邻汉水，每逢洪水季节，浩荡的洪水便成为这一地区聚落的最大威胁。直到1930年代，此地仍旧爆发过大洪水，汉水冲垮了襄阳和樊城两城的城墙。“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水暴涨、弥漫平陆的情景恰恰符合“怀山襄陵”一词。因此，“襄阳”之“襄”，或即“怀山襄陵”之“襄”，隐含着早期襄阳地区汉水泛滥的环境状况。后世的所谓襄水，实际是对“襄”的具化甚至歧义化。应劭极有可能臆造“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的解释，襄阳城南寻恰好有一条水道，郦道元便将其对号入座，命名为襄水，由此来构成襄水之阳的解释。但实际上，应劭和郦道元的解释，均属于文献作业，未必是对客观环境的正确反映。也正因为“襄水之阳”的内在矛盾，后世才一直臆造所谓“襄山”与“荆楚之地，水驾山而上\\下者皆呼为襄”的说法来对“襄阳”进行不断诠释。而各种不断的诠释与再诠释，也混淆着人们的视线，使今天的人们无法从应劭的迷思中抽身。

但怀山襄陵亦无法说服并成为人们对北津戌襄阳城置名襄阳的合理解释，因为北津戌襄阳城没有东晋以前的文化土层。襄阳文献《襄阳大事记》记载:公元377年的夫人城是现在襄阳城的雏形。

来自襄阳2003年的考古发掘，转《襄阳晚报 》刊登陈家驹文章：襄阳欧庙邹家湾古城遗址。

资料来源襄阳网友胖帮主转载如下:

猜想中的邹家湾“古襄阳城”。 曾化清 绘

邹家湾古城遗址现状。 盛广秀 摄

欧庙镇残存的护城壕。 朱维平 摄

八、探寻早期的“襄阳城”

前面对邹家湾古城遗址及其周边的遗址、地名、实物和现状地理环境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又翻阅部分历史资料，可以初步看出，邹家湾古遗址应是我们寻找多年的早期的“襄阳”城。这可从下列一些历史资料及现状地物、地理要素、历史遗迹等一一得到印证。

地理条件与环境

1、邹家湾古遗址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古城

从邹家湾遗址规模来看，仅存的遗址岗丘（含马岭）长达2000余米、宽1500余米，这还不算与其“配套”的其他城市用地，如潼口古码头、驿站等。除古城遗址外与其相关的还有跑马岭遗址，传说是驻军和练兵的“教场”，城南建有“兴国寺”，城中有“珠市巷”，城东有“扎马营”及潼口古码头遗址，城南有延续10余公里的高规格古墓葬区（潼口至小河、宜城207国道旁），城郊有“安静坡”即“贫民安葬区”等。另外还要说明的是，在其城周之空旷的田地中也散落不少的古陶、古瓦砾等残件，真可谓俯首可得千年以上的“文物”残件。从以上集聚区的规模和相关与城市相配套的基础设施等布局而言，它不是一般的、大的聚居区，而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

根据襄阳市《文物普查资料》对邹家湾遗址发掘的遗物得出的结论是：“包含有战国及汉代两个时期遗物。”说明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也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另外襄阳市考古研究所陈千万所长认为，邹家湾古城遗址规模大，遗留器物丰富，历史跨度大，如果进一步发掘也可能出土更多更有力的佐证器皿，这里应是一个西周时期的城市遗址。我也希望对此古城遗址多作一些深入的发掘考察工作，为古城的过去提供更多、更有科研价值的资料，丰富我们襄阳的历史文化内涵。

还应说明的是，在邹家湾古城以西约6.5公里处的三步两道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属石家河至屈家岭时期的古遗址，距今约4600—4000年。三步两道桥遗址与邹家湾古城相距很近，二者之间应存在一定“进化”或“演变”过程，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2、古城地望与襄阳之“襄”与“阳”的微妙结合

这主要是根据中华民族对地名命名的法则，特别对大地名，或城市名称而言，一般依山、依水、依地理方位等进行城市等的命名。而邹家湾古城也应符合这一规律而命其名，“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和“山南为阳，山北为阴”的命名法则。古城恰好在渭水河之北，渭水古称“襄水”，其城在襄水之阳，顺理成章，城之名为“襄阳”；依山而言，城北有卸甲山，稍远更有岘山，故城在山之南，则名为“阳”而恰如其分，而冠以“阳”无可置疑。

3、当地居民流传中的口碑“南水北山定襄阳”

在欧庙邹家湾一带，上岁数的老人们常对后人传授说，我们（欧庙）老辈对我们讲“南水北山定襄阳”，我们这就是“老襄阳城”，还说“连府带名”搬县城（今襄阳城）。邹家湾老人们说，我们这就是“襄阳村”。这口传史实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科学道理的，我们人类发展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除文字记载外，很大一部分历史文化传承是由代代人的口碑相传而保留下来的。

九、话说邹家湾古襄阳城地望和历史文献上记载的襄阳城

前面用了不少笔墨介绍邹家湾古遗址的遗物遗迹，对于古遗址（襄阳城）的地望，古人选址、遗址的规模和形成年代及早期城市的出现与襄阳城的微妙关系是本次考察的重点。自从介入对欧庙地区古遗址三步两道桥、邹家湾遗址、潼口老街老码头、欧庙双城遗址的考查后，我一直想从中找到这些古遗址相互间关系及演变的渐进过程，特别是这些古遗址与襄阳城有没有内在的关系。

邹家湾：襄阳古城建城的地望条件

纵观邹家湾古城选址，在两三千年前的经济生产条件下，能在襄（渭）水之畔的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含岗丘两侧之遗址暴露区）达2000余米。

1、在生产力低下，抗御自然灾害，特别像洪水之类的灾害是放在首位的，因此，此城的绝大部分是建在高于襄水地平面10—15米的高台地的岗丘之上，不会受到洪水之患的困扰。

2、另一个考虑建城条件则是水源，此古城选在襄水之曲，使城的西与南均距河流30—70米的地方，这样有利于城市取水，在洪水期间又不受洪涝之苦，整个城市不会因水而陷入被动。

3、其城址东之潼口为水陆交通之咽喉，是城之“市”和物资对外贸易与交换的口岸，它有码头直通汉江，自古至清代均在此设驿站，沟通南北物资等交换。

4、潼口也是关隘之地，对于城市的防御与征战均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5、为什么古襄阳城当时不选在汉江之岸？这和3000年前古人对大江大河的敬畏是紧密联系的，在当时来说，古人对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有限的，对放荡不羁的汉江来说只能是“敬而远之”，并把洪水视之为“洪水猛曽”，只能是保持相对距离，而以城市安全为重。如靠长江平原上的上海、武汉等其城市历史都不是很悠久，而在今天的条件下，它们得到迅猛发展，成了特大城市。

6、古襄阳城选址的另一个条件是，除城市建在高台地之上外，其周围又是汉水、渭水形成的大面积的沃野平原，对城市的发展与城市物资供应保障体系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7、城之北有卸甲山及稍远的岘山形成城市的“靠山和屏障”。是古襄阳山之阳的支撑点，从而使古襄阳城占有“双阳”之阳的无可争辩的“阳”！

8、这里，台高土厚，质地好，适宜制造以陶制器皿工具和生活用具的生产与制作。特别是这里林木生长旺盛，可提供充足的建设房屋的建筑材料；其北为岘山，岘山为石灰岩山体，石质坚硬，质地优良，易于开采，运送方便，为古襄阳城的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土、木、石等建筑材料的资源条件。

9、从地形上看，北高南低使整个城市中的主体建筑能占据城市中风水最佳地段，形成至高至上，而威居城市之首至高无上的威严之势。

10、城市大部分建在岗丘之上，有利于城市的排水，不受暴雨肆虐之苦。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在邹家湾岗丘地上选择建古襄阳城池，是古城建设决策者和规划建设者的高明之举，是符合当时在此建城的条件的。

习郁受封“襄阳侯”与古襄阳城

东汉初年，汉光武帝侍中习郁告退、还乡归养。汉光武帝念其功高，封为“襄阳侯”。其采食之封地位于今欧庙至宜城小河一带的“邑城”，而选址风光秀丽的“习家池”而居。可以推测这个邑城，就是当年位于今邹家湾的“襄阳城”，其城名曰“襄阳”，故汉光武帝以其地名适封其为“襄阳侯”。例如汉丞相萧何受封为侯时，因封地为酂阳，故授封萧何为“酂阳侯”。

汉末刘表领荆州牧时，将牧府（公元189年）由汉寿迁至古“襄阳城”为治所。

当年刘表领荆州牧时，将其治所由汉寿迁至襄阳城，但这个襄阳可能就在欧庙邹家湾的老襄阳城（邑城）。到襄阳后，刘表所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拜访襄阳当时的豪门大族蒯良、蒯越兄弟及蔡瑁等，获得豪绅大族的支持后，才将治所由老襄阳城迁入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书中所记述的“襄阳城，本楚之下邑……，为楚之北津戍也”中的北津戍（城）。也许这就是欧庙老人们常说的“连府带名迁县城”的说法了。可能从刘表始，襄阳之名才侨迁至“楚之北津戍（城）”，从此，襄阳之名取代了“北津戍”之名。北津戍之名渐隐没。远的不说，就跟前些年襄阳县（襄州）迁至张湾一样，今张湾之名逐步被襄阳县城关所取代一样。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记述的是何时代的襄阳城？有不少人误认为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记述的是汉或汉以前的襄阳城。他在书中这样写到，襄阳“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郦道元生于公元472年，卒于公元527年。他所收集的襄阳城的地理资料也不过是东晋以后襄阳城的资料，那时北津戍之名的垒城已被刘表北迁治所的襄阳城名所取代。郦道元虽编撰了《水经注》，也不过是一个资料的精选和汇编，他并没有来过襄阳，更没脚踏实地考查过襄阳。

为什么早年的襄阳城建在今邹家湾襄水之畔，而不是选址在“北津戍”的位置建城？ 在科技欠发达、生产力低下的春秋战国时期，北津戍（今襄阳城）还是楚国北部临汉江的一个边陲渡口，楚国在津梁渡口上派重兵护渡，防止一水之隔的汉水北岸周、郑、晋、卫等诸侯国的入侵。再者，当时的汉水汛期，洪水猖獗，河道凌乱，水患严重，北津也不过是一个江心的洲岛之地而已，而且受汉水洪涝之骚扰而“漂移”不定。后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筑堤拦水，北津渡口才逐步向城市发展而形成街市。至汉末，北津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汉江流域及中原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镇，作为治所而言，已具备条件。因此刘表将治所移至现在的襄阳，这是现今襄阳城不仅是津梁之镇，也成了区域行政中心之始。这还可从曹魏在襄阳首设“襄阳郡”始，奠定了襄阳在历代政权中的府、州，道、署的治所地位。

历史与考古文献中的襄阳城

自楚怀王十七年在成家园（今夫人城西）置北津渡口和驻军，安营扎寨建垒城后，城市的雏形出现，随着楚疆域的扩大，国家经济的发展，城与市也在此津梁渡口兴起，并日渐扩展，原成家园到铁佛寺一带日渐形成以垒城为中心的街市，但仍为一边境渡口小镇。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向东扩展。根据2007年出版的《襄樊考古文集》中《襄阳城内遗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在襄阳城西北角（许指巷）到南街西侧（南门口西）为东晋时期；而荆州北街、运动路一线以西为隋唐早期，而以东为唐代晚期；荆州街以东地区只能见到宋元时期遗址地层。”从这一考古报告资料显示，从楚怀王十七年所筑垒城一直到汉末仍是一座以津梁渡口防御为主的小镇。从发掘报告所知，在襄阳城内发掘到的最早文化地层为东晋（东晋为公元317年——420年）。说明刘表于公元189年至欧庙邹家湾古襄阳城，后又由邹家湾古襄阳城北迁至汉江边的是楚北津垒城。随着刘表北迁后北津垒城成为荆州牧治所，襄阳之名侨迁后取代了北津垒城之名。

十、邹家湾襄阳古城的衰落与隐没

自刘表将荆州牧府由邹家湾襄阳古城“连府带名”北迁至“楚之北津暮落戍（城）”垒城后，北津戍之名逐步被襄阳之名取而代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楚之北津之名也渐渐被遗忘或隐没。刘表“连府带名”北迁及曹魏首次在此设置“襄阳郡”之后，奠定了汉江之畔的襄阳城的牧治、郡治及路、州、府、道治所的中心地位，也使襄阳与樊城成为汉水流域及中原地区的经济发达和有影响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相反，邹家湾的襄阳老城也在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和商贸交通地位后，被新崛起的汉江之畔的襄阳城所取代，而逐渐没落，进而失去城市地位，而衰落、而隐没。这就像汉水北岸的古邓城的没落一样而失去了当年的繁华，而败落成为满地残陶、瓦砾的遗址之城，久而久之连名称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或被人们遗忘。这就是变迁、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让我们铭记历史、研究历史，不要忘记过去，那是我们襄阳城走过的路！

结束语：对襄阳城市渐进之路的思考

襄阳由襄水之阳走到汉江之岸，历经了千余年的历程。这也反映了城市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经济的增长速度，加速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方的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也因而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形态，也因随着经济条件和区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的适应与调整，或改变自己的位置而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老城遭废弃或变成废墟，而新城如日中天而一展新姿。这一规律也适宜于今天邹家湾古襄阳城变成遗址的这一客观事实。对于新石器时代的三步两道桥古人聚住地和东十余里的邹家湾古襄阳城再到汉江边的襄阳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或是汉水南岸城市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一直是我探寻的一个希望得到答案的课题。

1、通过对三步两道桥遗址的考察，那儿是新石器晚期的先民聚落，遗址文化层面积较大而厚，而且遗物较丰富，据文物部门考证和分析认为是屈家岭至石家河晚期的文化类型，若按此推算，距今已有4000—4600余年历史。从遗址规模和遗留下来的器皿来看，属大型人居地、从器皿的制作来看，其生产力已达到一定高度，生产、劳作已有明确分工，由大聚落向城镇过渡的趋势。要改善居住、生活和生产条件，必须寻找新的、能满足以下要求条件的居住地，如土地、水源，逐步向江河方向靠近，那儿土地宽阔肥沃，适宜发展，以及对外交通和环境安全等等。对于三步两道桥聚落来说，向东，向襄水下游的汉江之畔迁徙，我想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也许他们就走了这一步，至少有聚落首领东迁邹家湾襄阳古城一带，继续开拓发展，进而走向城镇化初级阶段，从而超越新石器阶段。

2、邹家湾古襄阳城遗址，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所占据的河流与山水地望而言，它是一座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的古城，根据河与山的地貌特征和我国命名的规则，它就是古襄阳城。据历史记载，东汉初年因食邑之地的襄阳（邑城）受封其“襄阳侯”的习郁而论，他就是襄阳最早的、有史可查的襄阳人。因为他的封地就在今欧庙、潼口、邹家湾至宜城的小河口一带的“邑城”。

3、根据以上一些文献记载和现场查看及文物部门的发掘与田野普查资料，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邹家湾襄阳古城遗址与楚之北津戌之间的“转换”关系。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想法，春秋战国时由于欧庙邹家湾一带地域平坦开阔，土地肥沃，适宜于农业种植。汉水西岸10余公里外有岗丘起伏，还有一条襄水（今渭水河，古称襄水）它向东流，经邹家湾至潼口，于宜城小河注入汉水，是古代“临水居高”的最佳居住地和建城的最佳选择地区。因此在邹家湾崛起一座襄阳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事实上历史就是这样，在襄水之畔建起了一座距今有两三千年历史文化的襄阳城。更令人不解的是，经营了千余年的古襄阳城在汉以后却消失了，成了一个古遗址，令人叹息。但这也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吧。因为科技在进步，生产力在提高，经济在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调整，城市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壮大、到没落或被其他的城市而取代或侨迁。我认为是古襄阳城随着经济发展而受到环境、区位的限制，从适应到不适应，其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丧失，而优势不再而造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刘表将初置在古襄阳城的牧府治所由邹家湾襄阳城迁至汉水南岸的津梁渡口的楚之北津戌城——垒城，而受到严重地位下降而造成的，古襄阳城的存在受到严重的挑战。其后曹魏首设“襄阳郡”，治所初期也在古襄阳城，但后来也迁址汉水南岸的襄阳城，从此邹家湾之襄阳城就每况愈下，最后沦为遗弃之城，最终成为废墟之城了。这在襄阳不泛其例，如樊城西北七里的古邓国都城——邓城，昔日繁华的邓国之都城也成了一个被废弃之城，又如位于襄北黑龙集附近的汉代朝阳县之朝阳城也成了遗址之城了。

4、虽然上面我作了古襄阳城迁徙的推证，但还缺乏更多的文献支持和地下发掘的支持，我更寄希望文物考古部门对邹家湾古襄阳城作进一步的发掘或深入调查取证，以揭开邹家湾古城的真实面貌，还原历史的真相，为襄阳之名作一个真实的、可信赖的交待。由于资料欠缺，加之本人学识浅薄，谬误之处多多，只是想把襄阳之名的来龙去脉提出来与关心襄阳历史的仁人智士作些探讨而已，不到之处请多多指教。

编后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山南水北的地方被称为阳，襄阳城位于岘山之北、汉水南岸，若按习惯应该称为“襄阴”，可见襄阳城的名称与其现在的地理位置不是十分相符。关于襄阳城名称的来历，襄阳民间及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各有其理，又各显证据不足。本报连续刊发陈家驹先生的文章《走进邹家湾“襄阳村”》只是其中一种说法，仅为一家之言。欢迎热心襄阳历史的朋友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及佐证。

释义:应邵的山南水北为阳而置地名的习惯应用是对古代地域置名的一般情况解释，但襄阳的前人为北津戌襄阳城置名缘由亦煞费苦心而不得其意。

故以猜想中臆造出的襄山襄水之地标来命名北津戍襄阳城，这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一定时期产物。因为，直到2003年欧庙邹湾襄阳古城遗址的发掘，才有对襄阳置名由来有了一个合理的学术性结论。

石泉教授对于欧庙邹湾襄阳古城缺乏历史文献支持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刘表在189年或190年单马入襄阳并夺取荆州大部分地域，汉寿为前荆州州治治所固然不错，但刘表求助于蒯越蔡瑁等发迹于宜城——故宜城为刘表的荆州治所初始之地无可置疑。

案由:孙坚的单马岘山之死证明，此时刘表所居之处在岘山之南（欧庙邹湾襄阳城），而不是北津戌襄阳城（北津戌是刘表时期的兵营、垒、渡口，是刘表驻守襄阳城的最后防线）。

黄祖兵败孙坚于汉江以北后撤回汉江以南，过北津戌而不入不与刘表汇合的决策让人们诧异，而去逃跑之岘山设伏兵更是匪夷所思。

孙坚过北津戍刘表而不进攻，单马岘山之行（而没有感觉后方来自北津戌的一丁点威胁），不符合一个军事指挥者的基本素养。

很多的不合理事态发生，只能解释孙坚渡过汉水以南，北津戌已经被弃守又被孙坚占领。

孙坚围困刘表邹湾襄阳城北出之路，在准备进攻刘表前夕，去岘山查看进攻线路遭遇黄祖伏兵中箭而死——唯有此，才能解释得通以上种种反常事态。

故孙坚的岘山之死说明两个情况:

一是刘表在公元193年驻守在欧庙邹湾襄阳城，刘表没有在北津戌驻守，也没有迁至此处。

二是193年刘表驻守邹湾襄阳城，说明193年前刘表没有再迁徙州府所在地的，而来自南阳北方的袁术威胁及以后张济、张绣的穰县入侵……使得刘表更不可能把州府所在地安置在襄阳的最后一道防线北津戌这个地方。

故刘表迁徙州府所在地于北津戌，纯属后人臆想，而不符合刘表、蒯越这些有军事素养的首领人物的决策及全面规划部署。

襄阳守军将士及权力中心核心人物，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家眷及后勤行政部署安置在打仗的第一线北津戌这个地方，这里是襄阳将领和士兵驻防的地方。

而历史文献记载里自公元193年后在南阳郡发生的诸多战事，感觉刘表在公元203以前这一段时间很忙，州府所在地迁至北津戌成为一种不可能的猜想。

刘表重兵布防荆州，南有宜城要隘，北有汉江及北津戌兵防，故州府所在地于欧庙邹湾襄阳城是一种上策选项。

而现在襄阳方面为什么捂着欧庙邹湾襄阳古城遗址而不予解释呢？这与襄阳现在的现实利益切身相关，因为襄阳一旦诠释清楚了欧庙邹湾襄阳汉古城遗址的论述，《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就成为一个历史笑话，古隆中以号曰隆中为史源就会崩塌，从而影响到对古隆中风景区的诸葛亮故宅的旅游文化中的历史认定。

诚然，习凿齿先生本人说襄阳有孔明故宅是诸葛玄叔侄于建安初在刘表欧庙邹湾襄阳城故址处，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因《三国志》记载有往依刘表的论述，但习凿齿先生本人并没有对往依刘表的北方人士都不是居于襄阳这一种历史现状进行剖析。

但诸葛故宅的归属被后来的司马光认定归属襄阳辖治，而不是归属汉江以北的时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或传云中的亮家不是南阳郡所辖，自然与现在襄阳所争取的襄阳是诸葛亮躬耕地，于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无任何历史联系。

欢迎南襄两地的网络朋友提出来你们的见解及剖析！

【南阳的印证（D）】:

南阳的其它印证不再一一列举。

《下篇》

下面我们看看襄阳的历史史源主证:

【襄阳的主证】:《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襄阳的主证，在襄阳的历史上是主要史源证据，而在历史当事人诸葛亮本人认定躬耕于南阳这个史证上，它只能是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之躬耕地的旁证。

案评:诸葛亮本人认定躬耕于南阳的郡望清楚，南襄两地史著文献记载历史边界清晰，且史证充足。故诸葛亮本人说主证，相对于号曰隆中说之归属的历史旁证而言，具有不可逆的历史客观事实存在。

【襄阳的旁证（A）】:

襄阳的旁证来自于引用号曰隆中说的衍生物史料文献记载。

案评:这一种同源同祖同宗史料文献记载，不足以证明号曰隆中的历史归属之正确性，在司法判决辨析论证证据上，近亲证据一般仅供参考，不能成为有效证据使用。

【襄阳的印证、反证或旁证（B）】:

襄阳的旁证，采用一些历史学研究者们的论述，及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人教社的教科书注解作为依据，或南阳方面部分资料引用《汉晋春秋》的号曰隆中说作为史证依据。

案评:襄阳上面这些史证文献依据，追溯本原史源，终归是号曰隆中的衍生物，后来专家论述或文献史料仅是历史作业抄录而已。

【襄阳的旁证（C）】:

习凿齿曰:襄阳有孔明故宅。

司马迁曰:（建安）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

案评:习凿齿先生本人和司马迁认定:号曰隆中、故宅、亮家归属襄阳辖治，而不是南阳之邓县，故这些襄阳史证不足以推翻诸葛亮认定的躬耕于南阳为三国时南阳郡历史主证论述。且习凿齿先生本人及司马迁认定，没有标注故宅寓居在何处的地理坐标，是以襄阳后来的文献记载有十个之多的隆中地理坐标方位，诚然襄阳前人们自己也找不到故宅于何处？而襄阳十个之多的隆中坐标，与今天的襄阳古隆中于县西南三十里的地理坐标大不相同，无法成为襄阳古隆中的史证依据。

襄阳如果想从史源本原记载论证自己，必须首先解决习凿齿先生本人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因之之佐证东汉时南阳郡居于汉水以北的这一条论述，这是制约襄阳论证的史证瓶颈。

欢迎襄阳老师们、襄阳说的专家教授们、襄阳的网友及历史爱好者们，来补充完善你们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