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更难进行深度阅读？

在小童书群里大家热烈讨论有趣的童书，也数次提到对孩子阅读的观察。有的人会遗憾买回来的书孩子不爱看，有的人则不知道怎样帮助孩子从泛读过渡到精读，有的人疑惑孩子读书很多却写不好作文，还有的人在思考听书可以代替阅读吗？当然，担心使用电子产品会冲击孩子阅读纸质书的兴趣和时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通常也难以有一致的结论。

今天书评君带你看的这篇文章整合自《升维阅读：数字时代下人类该如何阅读》。虽然书名取得平平无奇，但是作者所研究的“阅读脑”与每个爱书之人都十分相关。它回答了“深度阅读为什么是重要的？”也提醒我们，在数字时代如果孩子经常依靠网络获得外部知识，会减少深度阅读所需要的内部背景知识，从而降低深度阅读的效率，但是数字化不可避免，优秀的阅读者不必拒绝电子产品，而是学会做到自由切换纸媒与电子媒体阅读。

所以当孩子无法读懂一本书时，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孩子是否已经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当我们决定将电子产品交给孩子时，孩子是否已经明了阅读的目的。当我们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时，慢下来进行深度阅读可能比阅读了多少本书更重要。

《升维阅读：数字时代下人类该如何阅读》，[美]玛丽安娜·沃尔夫 著，陈丽芳 译，鹦鹉螺 | 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5月版

深度阅读能调动长期记忆中的背景知识

如何判定一个人的深度阅读能力？下面我们来阅读著名遗传学家、人类基因组项目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在阅读《圣经》时的体会。

找来一本《圣经》，读一读《创世记》 1：1至2：7的所有内容。若你想要了解这部分文字的含义，只能翻阅原文，别无他法。

在争论了2 500多年之后，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真正理解《创世记》第一章至第二章的内容。《圣经》的含义，有待人们继续去解读。但是说科学启示是在对抗宗教信仰，这种提法就失之偏颇了。如果上帝创造了宇宙及其运作的法则，如果上帝赋予了人类以智力来辨认这些法则，难道上帝会要求人类摒弃这些能力吗？

我想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读懂上述第一段内容。但第二段内容读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很有可能以下面某一种方式来阅读：要么下一番功夫仔细阅读《创世记》，从而推敲柯林斯有关科学和宗教信仰的阐述，要么直接走神读不下去了。阅读这两段文字的时长也有所差别，既让人在毫秒间审视自己的阅读方式，在当下，从基于文字的传统文化转向基于屏幕的数字文化转型时所面临的困境。

阅读任何一句话时，大脑所经历的不是知觉和语言活动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人们分别阅读 20个单词所涉及思维活动的机械组合，而是进入了新的认知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预测和感知活动交汇，预测甚至要先于知觉，并为知觉做好准备。

预测的词汇有多种来源，部分来自我们对刚读过的内容的工作记忆，部分来自我们储存的关于背景信息的长期记忆。在认知、语言和深度阅读过程中涉及的大脑交互过程能够加速我们的理解，因为这种交互性使我们利用预测的方法而非所读到的20个单词的信息总和来提升阅读速度。

许多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已具备解读海明威六字小说（小说内容为：转卖：婴鞋，全新）的能力。但是，他们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来推断文字背后的意义，也无法感受成年人在阅读这六个字时所经历的五味杂陈。我们一生的阅读经验会逐渐构成知识库。我们以此为基础，培养了理解和预测未来阅读信息和内容的能力。

如果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来支撑深度阅读，深度阅读所需要的大脑活动将很少被调用。这就陷入了越来越无知的恶性循环，导致一些人永远无法走出他们现有知识的边界来接受新的信息。背景知识库的更新是人类知识更迭的前提。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即绝大多数事实信息来源都是外在的，可能被操纵曲解，真伪无法被辨别。我们如何分析并应用这些信息，我们还会不会费心尽力地辩证分析判断这些新的信息，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缺乏靠内在背景知识支撑的判定和评价，阅读就变成了无节制地接纳信息。不质疑信息的优先级、准确性以及外界信息输入的动机，无法判断这些信息本身可能就是偏见，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用科学的方法开展深度阅读涉及很多思维活动。在阅读开始的最初几微秒，我们会收集感知到的信息，融入观察活动中。认知科学家侯世达说：类比的推理为我们的所见和所知（背景知识）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推动我们形成新的概念和假设。这些假设指导大脑应用演绎和归纳等推断能力，并适时引导人们对我们所做的观察和推论进行批判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解释之前的经历或体验。如果幸运的话，得出的推论将给我们带来新的洞见。

我们知道的东西越多，就越有能力进行类比，就越能用这些类比来推断、演绎、分析和评估过去的假设——所有这些都会增加和完善我们不断增长的内部知识储备。反之亦然，我们知道的东西越少，进行类比、推理和分析就越困难，更别说利用这些思维技巧来扩充已有的背景知识了。

不断加强类比、推断、同理心和背景知识调用过程之间的关联能够帮助你跳出阅读过程本身，推动大脑进行推理。当读者学着一遍遍在阅读过程中关联这些过程时，他们就更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这些方法。一旦我理解了他人做事的动机和意图，就能在与人共事时达成更多的谅解，也能获得更多智慧，明白他人行事的理由和方式。这不仅使我们具备了同情他人的共情基础，也能推动我们发展战略性思维。

电影《神奇飞书》（2011）剧照。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更难进行深度阅读？

深度阅读和认知发展的核心是培养儿童使用已经知道的知识来比较和理解新信息，再利用新的学习行为来构建更多概念丰富的背景知识。下面让我用两个例子详细说明：一个来自你的过去，一个来自我的现在。

回想一下《好奇猴乔治》，可爱淘气的猴子一不小心登上了已升空的气球，当他低头看着远处的地面时，他大笑着说：房子看起来“又小又旧”。熟悉娃娃屋小巧外形的孩子们，看到这句话会开始理解新的东西：同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看会有所不同。从空中俯瞰，房子就变得更小了。这种比较也引出了图像深度感知的概念。

仅当孩子已经建立了已有的知识库，在阅读时完成了新、旧信息的比较时，这些比较行为才会对儿童起作用。

最近，我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偏远地区的一群活泼的孩子，那里没有校舍，也没有电力、自来水供应，地上也没有铺设地板。我们当时去开展全球“扫盲”活动。我给孩子们展示了章鱼的照片，他们笑了。他们从未看到或听说过这样的生物，就算有翻译人员帮忙解释章鱼的海洋家园，他们也听不懂。我们最初设计的扫除知识障碍应用程序的设定没法在当地落实，原因是应用程序里使用了美人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场景。对于每天不得不步行两个小时去取水的孩子们来说，海洋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概念，他们也没法理解为什么会有猴子坐气球飞到天上去。

类比的方法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建立起了重要的联系，它是儿童发展过程中一个复杂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孩子们所处环境以及从环境中获得或未得经验的影响。对于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孩子来说，从生长环境中获得丰富的知识储备是很平常的。一个矛盾的问题是，所处的环境为孩子们提供了过多的信息，留给孩子们提问的时间和空间就变得太少了。

作家麦吉·杰克逊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即当信息过载时，背景知识的建立实际上将变得更加困难。她的观点与我对孩子的工作记忆的观点一样，她认为因为我们获得的信息过多，我们不再花费时间来回顾、类比，也不再以从纸媒上获得信息的方式来储存新输入的信息，这会影响我们的知识储备，也会影响我们的推理能力。

无论是建立记忆、存储背景知识，还是其他深度阅读过程，花时间处理我们所感知和阅读的内容都至关重要。文学评论家凯瑟琳·海尔斯强调了这个观点。她指出，虽然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数字媒介正在增加刺激的音量和节奏，但我们却忽视了加快处理信息的节奏意味着观众对信息做出回应的时间在减少。如果我们将这种洞察力与深度阅读脑神经回路关联起来，就会发现处理和感知的时间缩短意味着将输入信息与一个人的背景知识交互发生作用的时间也相应减少，这将会降低人们调用深度阅读的其他思维过程的频率和强度。

它也可能降低人们深度阅读的能力。伊娃 ·霍夫曼认为成年人基于计算机的时间感使我们习惯于更快、更短的思想和感知。对于儿童来说，面对更多的信息融合，却没有相应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信息，这可能对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发展构成最大的威胁，对开发和使用更复杂的阅读方式和思想也产生了严重的间接后果。

深度阅读脑神经回路中的每一环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孩子们因为越发依赖于外界的知识来源（例如百度和社交媒体）使个人的知识储备更少，他们对已知内容和首次阅读信息进行类比进而得出准确推论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无法预测的。他们只会想当然地觉得自己懂了。

电影《神奇飞书》（2011）剧照。

理想的阅读是能在纸媒和电子媒体之间自由切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在她的著作中指出，最基本的常识性原则是人们接触某种媒介的时间越多，该媒介的可供性对读者阅读特征的影响就越深。媒介是通往大脑皮质的信使，从一开始就会影响人类大脑皮质的反应。

我的一位学生曾表示：“图书让我慢下来，催我思考，互联网却让我不断加速。”一些临床学家，如神经病学家爱德华·哈洛韦尔认为因为环境中充满了数字媒介的持续干扰，造成了孩子们对数字设备的痴迷。以前波德拉克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都证明大部分人在切换注意力时大脑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深度处理任何信息的能力），而波德拉克近期的一项研究说明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小孩，如果在某一项任务上训练有素，他们就能在切换和处理多项任务时游刃有余。

假如孩子们比大多数成年人更擅长处理多种信息来源，他们就能掌握未来更多重要工作所必需的技能。换言之，就算他们没能做好准备成为航空调度员，也可能会比父辈更善于学会在面对干扰时集中注意力，并高效地完成任务。调查结果显示利用数字设备进行阅读的人，他们有 90%的情况是在处理多项任务，而在阅读纸质图书时，他们只有1%的情况是在同时处理其他任务。

因此，从孩童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采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对待沟通的媒介，最好能熟悉两种媒介沟通的方式。对于0~5岁的儿童，阅读纸质图书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也要慢慢引入数字媒介。6~10岁，儿童阅读能力的培养才是我们真正要面临的挑战。

在孩子入学后最初的几年时间里，图书和纸质材料应该是学习阅读的主要媒介；讲故事的时候，也应该用纸质图书。由父母读给孩子听，会加强阅读的实体感，使孩子沉浸在具体的阅读空间和时间中。这给年幼的阅读回路增加了重要的触觉联想，为父母和孩子提供了最佳的亲子交流和情感互动的机会。只要有可能，教师或家长就应该提出问题，引导孩子将自己的背景知识与他们的阅读内容联系起来，引发他们的同理心，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这能促使他们做出推论，表达自己的分析结果、反思和见解。

霍华德 ·加德纳和玛格丽特·韦格尔提出：“数字时代的教育者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引导神游的心灵。”在最初开始阅读图书的时候，我希望孩子们能了解，阅读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学习任务，需要在故事结束的时候给出个人的想法。

当孩子们学会慢慢阅读纸质图书，学会思考，为他们引入电子屏幕后，他们才能在快速移动的电子屏幕上通过阅读进行思考，由此完成学习任务。一开始，支配两种媒介阅读方式的阅读脑回路是分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回路会有越来越多的关联。

在孩子们开始学习在屏幕上阅读时，我们应该为他们强调以意义为目的去阅读，而不是一味地快速阅读。要避免采用许多成年人阅读时所用的跳读、查读和一目十行的方式。在阅读的过程中，要定期检查孩子们是否理解了内容，可以请他们梳理故事线，查找文中的线索，不断鞭策他们去掌握阅读内容的细节。在学习的策略上，要保证他们能把阅读纸质图书所采用的类比和推断技巧应用于数字屏幕的阅读过程中。

不过在具体的操作中，也有比较棘手的问题。例如点读功能，这种不需要读者一一研读每个词语和句子的技术，可能会造成孩子们不求甚解的结果。在利用数字技术的时候，尤其对于阅读能力不够好的儿童，一定要时刻提防孩子过于依赖外部支持的倾向。

培养孩童无论使用何种媒介都能轻松分配时间和注意力去开展深度阅读的能力，是培养多元大脑计划的最终目标。相比只是阅读有关难民报道这种方式，如果孩童能将难民儿童的故事阅读与观看互联网上有关难民的视频结合起来，与难民在希腊、土耳其或者纽约州避难的遭遇和报道关联起来，必然能让儿童更加深切地感受他们的苦难，也更能增强他们的同理心。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那么当孩子长到 10~12岁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将精通纸媒和数字媒介两种阅读方式，且能够在不同媒体之间毫不费力地切换，来完成不同的任务。理想的新读者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是专家级的阅读者，能快速解读内容，已知晓要理解怎样的思维、要欣赏哪种美、要记住哪个问题，以及要揭示的真相。

原作者 |[美] 玛丽安娜·沃尔夫

编辑 | 申婵

导语校对 |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