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中外游人，人们在它面前流连忘返、摄影留念，人们称颂它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是缀在丝绸之路这条五彩丝带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
我本人也两次前往瞻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建中二年（ 781年）波斯景教徒景净撰，吕秀岩（有人说是吕洞宾的原型）书并题额。高 279厘米，宽99厘米。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
此碑是初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或景净）受唐政府资助在国都长安义宁坊大秦寺修建的一块记述景教在唐朝流传情况的碑刻。它记述了当时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表现了唐政府当时包容、自由、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宗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此碑设立的确切时间是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流行的说法是：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
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后来此碑失踪数世。
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
当时西方各国有不少的传教士得知此事，争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武林韩泰华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
西方一些学者主张将此重要的景教文物运往欧洲保管。1891年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理衙门汇出100两银子，但到陕西时只剩下5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
20世纪初，丹麦人弗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谟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
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
石碑内容丰富。
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是典型的中国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
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
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有两种说法：盩厔说和长安说。
盩厔 出土说：日本汉学家佐伯好郎考证在盩厔，根据苏轼《南山记行》诗：“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
此外，毛尔（Moule）、冯承钧与向达都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盩厉说。
伯希和、徐光启、李之藻、桑原骘藏、石田干之助等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西安府金胜寺。
1928年向达到盩厔、楼观考察，在楼观西五里处发现大秦寺遗迹。寺内有《五峰丘木山大秦禅寺钟铜铭》：“……唐太宗赦赐丞相魏徵大将尉迟恭起盖监修……”
两说争执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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